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學的本質，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經濟法、凱恩斯主義、干預主義、協調主義

經濟法的本質和法的本質一樣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種就是經濟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門一樣，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另一種含義是經濟法區別于其他法律部門的質的規定性，也就是經濟法的法律屬性。傳統法律部門是以調整對象和調整方式來劃分的。這種劃分方式，受到了來自經濟法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挑戰。因為包括經濟法在內的許多法律部門都可以調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社會關系。本文是在第二種含義上討論經濟法的本質，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采用的是主客觀相統一的觀點：任何一個法律部門的形成，都有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客觀方面是由社會環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領域，主觀方面要由法學家來解釋和總結。 對于從與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別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法的本質，經濟法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干預主義和協調主義。

一、干預主義

1.干預主義的內涵。持干預主義的學者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或者簡而言之，經濟法是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實際上，國家干預和政府干預是沒有本質的區別的。因為國家干預是通過政府或者說主要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實現的。 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凱恩斯主義。1926年，現代經濟學最有影響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開始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命理。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在《通論》中，凱恩斯否定傳統經濟學中建立在薩伊定理上的充分就業觀點，論證一國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業水平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總供給與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而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水平實際上取決于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蕭條和失業，是因為“消費傾向”、“對資本的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性偏好”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資本主義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因此，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

凱恩斯主義從產生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一直以其為理論基礎，制定了大量的以國家干預主義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并且將許多政策都上升為法律。1946年英國制定了《就業法》，首次把凱恩斯的“充分就業”思想應用于立法實踐。二戰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壟斷法，在經濟法思想比較發達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大量的經濟法。這一時期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受到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把經濟法定為國家干預之法。人們將凱恩斯稱作戰后“繁榮之父”。

2.干預主義的破產。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經濟現象：滯漲，即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同時并存。滯脹的現實對占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給予了有力地批判。因為，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失業率高時，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低時，通貨膨脹率上升。于是，西方學者開始懷疑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制度“復歸”；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貨幣主義、以拉夫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華萊士為代表的產權學派、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西方經濟學中逐漸代替了凱恩斯主義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主張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確的；資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場來執行，任何市場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而只會起破壞作用；即使市場本身具有難以克服的缺點，但克服與糾正市場缺點的唯一辦法在于通過產權明晰等措施來予以完善，決不能依賴市場以外的政府干預。以往之所以會出現市場失靈，正是由于政府干預的結果，而不是市場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數西方國家都加速私有化，減少政府的干預，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學家在繼承原凱恩斯主義基本信條的基礎上，引入一些新的經濟分析方法對原凱恩斯主義進一步修正，提出國家的經濟政策還是有積極作用的，這批經濟學家的主張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西方不停地論戰，以建立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但從經濟生活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這兩種經濟學的主張將長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絕對地取代另一方。 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現代社會對經濟生活的調整，是綜合運用“市場之手”和“國家之手”的結果，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都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二、經濟法本質：協調主義及其經濟學基礎

從人類發展史看，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個體（組織和個人）利益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支配著人類社會的始終。這一矛盾又表現為國與民、國家和企業、宏觀和微觀、統和分、管理和自主、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縱向關系和橫向關系、計劃與市場、國家調節和市場調節、秩序和自由、公平與效率，以及公法與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即要處理國家的意志、行為和利益與企業的意志、行為和利益之間的關系，以達到關系協調、利益兼顧，使各方都處于應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聯結狀態。經濟法是社會協調說，是社會經濟法。“經濟立法和執法要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

協調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對立統一的經濟學。一般地認為，市場缺陷有三類： 第一類是市場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必然導致壟斷，而壟斷必然增加社會成本。二是市場不能很好地解決某些外部經濟問題。“只要一個人或一家廠商實施某種直接影響其他人的行為，而且對此既不用賠償，也不用得到賠償的時候，就出現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 第146頁。）外部性分為正的外部性和負的外部性。 負的外部性一般來講對社會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損害卻得不到賠償。三是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均衡，經濟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時或效用最大化行為恰使每一市場的供求相等，均衡價格把秩序強加在可能發生的混亂上，這時政府或國家的干預是有用的。四是市場經濟存在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五是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公共物品的生產。六是市場無法解決社會公正問題。自由競爭所導致的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只有通過國家廣泛控制社會資源的制度，從而使中央有計劃地分配工業品成為可能，這樣才能找到有效的補救辦法。 第二類市場缺陷是由于市場本身發育不完善而出現的功能。市場缺陷的存在要求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但國家干預也不是萬能的。國家即政府在干預經濟時，也存在國家失靈或曰政府失靈（雖然政府失靈和國家失靈在政治學上有一定的區別，但從對經濟生活干預的角度上來說，國家失靈和政府失靈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靈也是指國家失靈）。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對那些提議對市場失靈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預的人們，經濟學家提醒他們也不要忘記政府同私人市場一樣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頁。）“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注：［美］保羅？A？薩繆爾森、 威廉？D？諾得豪斯：《經濟學》（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 1189頁。）受現在流行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經濟學家又把政府失靈稱為公共失靈。（注：公共選擇理論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同時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它運用現代經濟學的邏輯和方法，分析了現實生活中與我們密切相關的政治個體（選民與政治家）的行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團體，特別是政府行為的特征。公共失靈即政府失靈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認為，公共失靈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政府所獲得的經濟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傳遞機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斷能力的限制，這些限制會使政府的決策失誤。 二是政府機構的低效率。即政府機構本身缺乏競爭導致低效率；沒有機制能降低成本；監督信息不完備。 三是政府的干預容易導致尋租（rent seek）。 尋租是指“為了尋求對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動”。（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頁。 ）政府是一個特殊的組織，它擁有一般組織所沒有的權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時會對一些人有利，而對另外一些人不利，這時，某些企業或個人就會設法使政府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導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對社會的資源配置有利。 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忽視政府或國家的作用，市場失靈就更加明顯。在國家干預主義盛行的年代，忽視市場的作用，政府失靈更加明顯。“市場機制的缺陷和有時失靈為政府干預留下了作用的空間，其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價值需要經濟法加以確認。而政府干預的缺陷和有時失靈也不容忽視，它需要經濟法予以糾正、限制乃至禁止。這樣，就產生了我們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基礎。”（注：王保樹：《論經濟法的本質》，載馬俊駒主編《清華法律評論》（第二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頁。） 因此從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邏輯中，我們可以看出，強調任何一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隱患。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

三、把協調主義作為經濟法的本質有重要的法學意義

第一，有助于正確指導我國經濟立法的實踐。法學理論對實踐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對立法活動的指導。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主義就要求在制定經濟法時，既要規定政府的權利，也要規定政府的義務和責任；既要規定市場主體的義務，也要規定市場主體的權利。忽視任何一方的權利和任何一方的義務和責任，都會導致法律的失誤。特別是對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我國，既要肅清國家干預過多遺留的問題，又要防止片面強調市場調節的作用，認為市場調節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不切實際的做法。

第二，強調經濟法的協調主義符合法律的發展趨勢。其實，強調公正的法學家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論述了協調思想。美國社會法學的創始人龐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種在通過政治組織的社會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而滿足人們的需要或實現人們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價為條件而盡可能地滿足社會需求的社會制度。龐得對法律秩序所應保護的利益進行了分類。他把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最后一類利益中，除了其他內容以外，他還把一般安全利益、個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護道德的利益、保護社會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利益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進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內。龐得也認識到了各種利益之間的沖突，提出在一個時期可能應該優先考慮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時期則該優先考慮其他一些利益。但是龐得認為“法學家所必須做的就是認識這個問題，并意識到這個問題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向他提出的，即盡可能保護所有的社會利益，并維持這些利益之間的、與保護所有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種平衡或協調。”（注：龐得：A Survey of Social Interests，57 Harvard Law Review 1 （1943 ），pp.1—2，轉載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第148頁。 ）雖然龐得是從法學家的任務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種利益的平衡協調的思想是與經濟法本質的思想是一致的。這也是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思想在協調主義方面的耦合。事實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門都兼顧各種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一種法律部門總要優先考慮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終不能也不必沖破“自由的財產流轉法”的藩蘺，否則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為社會化生產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與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即兩只手的協同并用、縱向經濟關系與橫向經濟關系的平衡結合、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對立統一之經濟法，比其他法律部門更應當強調協調主義。

篇2

關鍵詞：經濟學隱喻；實在性；模型；經濟學方法論；

作者：殷杰，祁大為

由于經濟學不能提供對事件的具體預測[1]，而經濟學家主要支持的卻是實證主義方法論準則[2]，因此，這導致了經濟學研究內容和方法論之間的矛盾。有關經濟學知識如何構成及其獲取方式的探討，直接關系到這門學科的認知地位和知識的合法性問題。在經濟學方法論的近期研究中，經濟學修辭學和經濟學批判實在論的研究在化解上述困境方面有所貢獻，然而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經濟學修辭學的代表麥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認為，因為波普爾傳統在科學哲學中根深蒂固，所以由其所形成的方法論不能合理地解釋那些實踐經濟學家所做的研究，她主張回到“實踐”，尤其是要關注經濟學家的實踐帶給方法論的啟示。經濟學批判實在論的代表人物勞森(TonyLawson)認為，方法論者專注于認識論問題時，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經濟學理論的本體論意義，即這些理論忽視了關于社會經濟現實本質的預設[3]52。勞森主張要找尋經濟學理論的本體論前提，并對經濟實在的本質進行概念化，也就是要對經濟學研究中的本體論構成加以探討。在面對經濟學方法論究竟應該是“理論導向”還是“實踐導向”這一問題上，科學隱喻作為一種說明框架逐漸引起了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者的關注。此外，“模型”作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輔助工具，在經濟學理論建構和實踐中有著頻繁的運用。本質上說，經濟學隱喻和經濟學模型在實在性上有著很多的共同點，甚至一致性。因此，針對上述兩個“導向”的爭論，本文跳出傳統方法論的規范性和非規范性爭論的態度，在探討模型這一經濟學研究對象本質的基礎上，采用隱喻話語分析的方法來化解經濟學的困境和方法論的分歧，進而說明隱喻分析方法不僅是更新經濟學方法論的可行方案，而且還深深“扎根”于“實在性”之中。

一、作為理論建構和實踐工具的經濟學隱喻

在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解釋學和修辭學三大轉向過程中，傳統上作為修辭手法的隱喻進入到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關研究者的視野之中。此后，隱喻在哲學上的價值也逐漸體現在了認知的內在性、本質性的本體論層面；認知功能實現的認識論層面；以及跨學科、跨視域的方法論研究層面。與此同時，經濟學方法論也發生了兩個研究路徑上的轉向，分別是以仔細探查經濟學家實踐而不是專注科學哲學“教義”的經濟學修辭學，以及旨在修正波普爾理論對經濟學理論影響下對本體預設忽略的經濟學批判實在論[3]51。兩個理論分別在經濟學研究者的話語實踐，以及經濟學假設的、未被觀察到的經濟實體(economicentities)和機制進行概念化的研究對象投入認識的過程中都著重強調了隱喻分析方法。傳統上僅作為修辭手法的隱喻由此進入了哲學基礎的闡發以及尋找其本體論意義的活動中，這對于經濟學理論建構和實踐的實在性分析，乃至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首先，語用學為經濟學隱喻分析提供了基礎。孔多塞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寫道：在語言的起源時，幾乎每一個字都是一個比喻，每個短語都是一個隱喻[4]。而經濟學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語言為媒介并輔以假設、圖示以及數學符號等的系統表征。傳統上作為“手段”的經濟學隱喻，其“目的性”也在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中越發凸顯，尤其是有關類比、模型、寓言以及語用上的語境轉換帶給隱喻意義方面的探討，給予了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強烈的“指引”意味。根據格賴斯(PaulGrice)標準二分法，在我們得到語義含義(semanticmeaning)后，通過“語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e)推導出語義的語用含義。在這一過程中，其一，語用學強調在語法和語言意義研究過程中語境因素的作用，通過設定語用學討論語言交往過程的普遍性前提，事實上是構造言語可能理解的先決條件，以反思該設定的有效性，進而對言語行為的規則提出質疑或展開辯護。其二，要讓指稱詞所指有意義也須借助語用學的語境理論。在經濟學的理論建構和實踐過程中，隱喻與指稱相互作用確保了意義的必然性，由此，“所言”進入到了“所含”，經濟學隱喻就此到達了語用層面。

我們都知道，語用學研究的是語境對話語解釋的影響[5]51，經濟學則研究人類針對價值交換和彼此相互作用過程中對某種規律性進行解釋的嘗試，語言的運用為這一切提供了交流機制。另外，經濟學試圖將社會制度解釋為某些函數的最優化過程中所衍生的常規性[5]6，隱喻的使用無疑會使這種嘗試成為可能，并且有效。

其次，經濟學隱喻是經濟學理論建構的可行方式。從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來看，經濟學研究對象客觀實在的樣態往往超出主體所有可能經驗觀察的范圍，這使得經濟學語言在指稱或表征一些特殊概念方面常常陷入某種困境。有鑒于此，隱喻的理論建構功能越來越被經濟學方法論者所重視。

隱喻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認知工具，長期活躍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構建及使用過程中。其一，隱喻被視為發現新知識的工具。隱喻方法對于經濟學理論未確定的解釋和證實對象構成了一種微妙的“指引”，為確定的解釋和證實對象提供了明確的借鑒，針對新理論意義的探討也因此獲得了可能。其二，經濟學隱喻為經濟學理論賦予意義。隱喻的解釋力涵蓋了所有其他相關的比喻，通過對眾所周知事物的描述，把已知事物的現有洞察和語詞用作新的，已轉變的經濟學語境中的理論描述，進而形成了對新理論的建構。其三，隱喻深深扎根于經濟學理論的描述和評價過程。在經濟學理論建構過程中，具備隱喻特質的聯系定義了經濟學概念。與此同時，隱喻將我們的關注點從承載者(基體)轉移到了隱喻本身，經濟學隱喻中的“聯系”定義了知識，由于持續性“聯系”的變化，達成了不同的結構、組織、技術或者其他有關經濟學的認知，新理論由此形成。

最后，經濟學隱喻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實踐”指的是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通常由經濟學家在研究和分析過程中使用的觀點、理論、研究策略、測量技巧、說明假設和對象描述等組成[2]96。上述的每一種實踐方式都與隱喻密不可分，甚至還需要借助于假設和隱喻建模來展開相應的說明。實際上，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人類借助于一事物對另一事物進行詮釋或理解的方法。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展進程中，隱喻的存在方式已不局限于修辭手法或語言游戲，事實上隱喻已經成為人的思維方式和話語實踐的有效方法，甚至已經成為經濟學家概念系統的“加工廠”。進一步來說，隱喻的存在方式已漸變為，如何使用經濟學語言來描述經濟實在“賴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經濟學隱喻的實踐價值具體體現為：其一，隱喻為經濟學實踐提供了話語媒介。由于實踐經濟學家無法做出對研究對象的全稱判斷，也不可能做出經濟世界與經濟語言完全一致的描述，通常經濟學家采用的策略是將經濟世界和與之相應的語言置于約定的定義之下，運用隱喻的“連接”，將二者的相似點和一致性設置成為銜接點，并在實踐中不斷加以修正，使經濟學話語的逼真度逐漸接近經濟世界的本質。其二，隱喻化解了經濟學實踐與理論間的沖突。理論化并非經濟學本質，理論之外的實踐也并非缺少意義。經濟學實踐和經濟學理論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擱置了理論優位視角，在實踐過程中也常常發現經濟學理論系統內以及實踐與理論間存在著相互作用乃至沖突。那么，如何理解這種相互作用呢？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相互作用”已經達到了具體概念的“門口”，但它還屬于“本質”論中的“反思范疇”，尚未達到對立統一的認識———“概念”(“具體概念”)[6]。這也就是說，在試圖找尋經濟學實踐與理論誰決定誰這一問題的答案時我們發現，經濟學所用的概念往往存在問題。要么是概念過于抽象不明確，要么是它們在經驗中的適用范圍缺乏明確界定。隱喻允許我們依據一個經驗領域去理解另一個經驗領域，這表明理解是依據經驗的整個領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而概念化經驗的方式正是隱喻功能的實踐價值所在。

通過審視經濟學實踐與理論的相互作用我們發現，概念作為經濟學實踐與理論的本質性存在，其精神內涵是借助于隱喻來實現其具體表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隱喻本身就是經濟學概念的“精神”。另一方面，從實在性角度來講，隱喻作為科學說明的重要方式，其為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之間提供了意義轉換的媒介，同時，隱喻還是由科學共同體約定的一種對客觀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對社會世界實在性的結構表征，而科學思考的特征是模型的使用[8]。事實上，模型可以利用隱喻，均衡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把模型應用于理解社會實在，模型本身也就成了隱喻[9]。因為，模型在本質上是要排除掉干擾因素，把變量用可衡量的值隱喻地表達出來，并依據隱喻的非定義性固化指稱模式(non-definitionalmodeofreference-fixing)來構造模型變量變動本質的可捕捉的前提，在經濟學模型建構過程中這種隱喻的使用尤其凸顯了其實在屬性的重要性。

二、經濟學模型的隱喻實在性

作為經濟學隱喻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模型一直是經濟學家與經濟世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對于經濟學模型實在性的探討也關系到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前提。通常來講，經濟學家僅僅把模型視為諸如啟發式的工具、理論的解釋或預測的方式。然而，隨著有關經濟學模型事實和虛構對立關系研究的深入，其討論的實在性指向日益明顯。

對于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來講，模型的運用早已司空見慣。盡管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者對各類模型的評價不盡相同，但模型與建模作為經濟學中具有主導地位的認知方式，卻是二十世紀后半葉的事[10]。在通常情況下，經濟學建模做的工作就是從一個截然不同的學科或建模傳統中選擇一些新的隱喻元素，將它們做一系列改進并應用在經濟學家現有的理論框架上。因為，一個足夠好的經濟學模型能夠做出準確的進程簡化，還可以通過使用少量的因果性箭頭而獲得大量的知識[11]。

由于模型的工具屬性早已在經濟學共同體中獲得認同，因此，針對經濟學模型的有效性進行解釋，進而對經濟學模型展開基于隱喻實在性的說明，這對于澄清經濟學隱喻和模型的關系，揭示經濟學模型的實在本質就具有重要的本體論意義。

1.經濟學模型的實在性

經濟學刻畫的是人與經濟社會的關系及其對這種關系內在結構實在性的表征。而經濟學模型的本質屬性就是為描述人與經濟社會的關系以及為描述這種關系的內在結構提供一種途徑，一種可能。那么，一個恰當的經濟學模型就應該具有描述真實與虛構聯系的可信性、本體論承諾下的信念、表征抽象的經濟要素等特征。本質上講，任何事物都可以作為其他事物的模型。經濟學模型成立的核心問題體現在，建構所獲得的經濟實在在多大程度上與含有虛構成分的模型相一致，也就是模型實在性的說明問題。

首先，經濟學模型描述的是某些事件的可信狀態。經濟學模型的可信性來自模型中假設之間以及模型與真實世界因果結構之間的指稱一致性[11]12。因為，經濟學模型是一種與真實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而且模型世界要比真實世界單純得多。模型世界的建構過程是從真實世界出發，去除干擾因素，并指稱真實世界與之對應的指稱物的這樣一個過程。盡管模型描述的與事實有出入，但卻是可以置信的世界。這種可信性使得我們的研究從模型世界歸納推論進而來到了真實世界。

其次，經濟學模型的本體論信念(ontologicalconvictions)具有實在性。在一個社會中，一個信念只有屬于某個社會團體或社會群體(socialpartyorgroup)，它才有存在的前提[3]3，在經濟學共同體內也是如此。在經濟學領域，熊彼特最早使用了“洞察力”一詞來描述經濟主體的信念實在性，這是經濟學中本體論信念的早期形式。眾所周知，經濟人這一概念有著長期的、變化的歷史。在歷史上經濟人被賦予了各種各樣的目的、認知或更多其他的能力、以及對他人采取的態度等等[11]19，信念的實在性伴隨著“經濟人”這一術語發展的整個過程。因此，本體論信念作為經濟行動者(economicactors)的本質屬性就有了經濟學建模的可能基礎。本體論信念通常表現為有關本體的世界觀，例如，在模型建構的過程中，假如我相信決策是經濟人做出的，那么我們就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則作為建模的基本信念。假如模型中存在消費者偏好，市場失靈等不確定性的變量，那么我們就會采用與之不同的建模策略。最后，模型是經濟實在結構抽象的表征。抽象，意思是用單方面或片面的方式看待某一事物，這種方式在經濟學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目的是使一個具體實體(entity)某個部分或方面的特點更加鮮明，從而更好地理解該實體。在建模過程中，當抽象被巧妙地運用時，它能夠讓我們接近或理解一個結構化的、動態的、整體的實在。[1]231勞森認為，關注一個經濟學對象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是一個典型的抽象化過程。當然，選擇一個關注點會帶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分析觀點、概括水平，以及與二者都有聯系的時空延展問題等。

在經濟世界中，雖然模型具有實在性，而且還可能幫助我們把研究對象看得更加通透，但是，它們仍然會留下一些盲點，因此，我們不應只靠一套模型來理解未可知的未來。那么我們如何來克服這個問題呢？經濟學隱喻中的新隱喻向我們暗示了理解實在的一個新的概念框架，可以使我們擺脫看待隱喻和模型問題的慣有思路[9]106。

2.經濟學隱喻與模型的同構實在性

隨著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所強調的模型的清晰化、精確性、客觀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而恰當的經濟學模型應該依據事實來進行建構，把通過分離出現實中關鍵的因果聯系作為目的。由于科學思考的特征是使用模型[12]，還因為經濟世界不僅是由經驗中直接給出的事件構成，還包括尚未被觀察到的或者也許是無法被觀察到的實體、結構和機制等等，基于此兩點，經濟學隱喻的本體實在性在經濟學建模過程中就被日益清晰地闡發出來。

按照羅姆·哈瑞(RomHarré)的思路，我們可以用兩個特征來描述一個模型：模型主體(modelsubject)，即模型表征了什么；原型領域(modelsource)，即這個模型的基礎(basis)。模型來源于主體之間的關系，可被用于區分兩種類型的模型：擁有相同主體和來源的模型為同胚模型(homeomorphicmodels)，而主體和來源不同的模型為變形模型(Paramorphicmodels)，批判實在論認為變形模型對于科學具有根本性的作用[8]497。科學通常使用的是變形模型，因為理論構建的任務通常是更好地說明我們尚未充分理解的事物，而不是為那些我們已經熟知的實體或事態構造模型。

回到經濟學領域，變形模型利用我們對于模型來源的理解來啟發人們做出存在的假設，去思考那些可能解釋主體行為的各種推定實體(putativeentities)、關系和因果機制。也就是說，變形模型提供了尚未被人們觀察到的推定實體、聯系和機制，并把它們作為存在的侯選答案，這激勵著經濟學研究者從復雜的研究中確定那些假設的實體是否存在。通過這種方式，變形模型為經濟學提供了一種因果框架，還提供了進行說明所需的理論術語和假設實體。

經濟學隱喻在這種變形模型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其一，關于經濟學模型的說明離不開隱喻。如果從一個經濟學對象或事態與其他對象或事態的相似程度來看待這個對象或事態，不管是真實的還是假設的，那么它就是一個經濟學模型。經濟學隱喻與模型的這種密切的聯系在于隱喻的說明需要建立在底層模型(underlyingmodel)之上；當我們在隱喻的基礎上討論事物時，我們就有了一個經濟學模型，因為隱喻意味著受眾(audience)會用其他事物來理解當下談論的經濟學領域中的事物。也就是說，經濟學隱喻暗示了一個模型，而經濟學家可以通過這個模型嘗試說明他們的研究對象。換句話說，當我們在模型基礎上說話時，我們就是在用隱喻的方式說話，因為我們使用了體現經濟學模型來源的術語來談論模型主體。其二，模型的反身性依賴于經濟學隱喻的運用。個體的經濟學知識會反饋到他們的經濟行為中，而經濟學家的經濟學知識也會反饋到經濟政策的建議中，這就使得經濟學具備了反身性特征，這種特征是自然科學所不具備的。最近的文獻關注的就是這種反身性特點帶給經濟學的各種操演(performativity)，特別是在金融模型的語境中[10]50。經濟學的各種基于模型的研究策略雖然與自然科學研究策略頗為相似，但同時經濟學也與其他社會科學在解釋學特征方面有著一致性。由于經濟學部分上是基于日常概念的，而作為經濟學研究主體的我們卻或多或少地對于各種經濟學現象有著某種程度的先在的理解。另一方面，經濟學隱喻提供了一個模型，經濟學家可以利用這個模型理解和建構他的研究主體。隱喻在經濟學建模中的任務就是確定我們觀察到的行為中那些未知的實體和機制，這時，隱喻的作用在于它并未去重新命名模型中通過其他的常規方式可以確認的部分，而是通過提出新的解釋性范疇和假設新的實體和機制等來促進經濟學家對模型的研究。由此，我們對模型的認識就成了對隱喻的認識，反之亦然。

科學思考是通過模型來進行論證的，模型的應用借助于一種外部事實和一種想象事件或一個尚待解答的問題。由于經濟學對象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很難由準確、清晰的科學話語來表達，因此，經濟學對存在的表達不得不向具有模仿功能的隱喻求助。從模型與世界關系的角度來看，隱喻就是典型的科學思考方式，經濟學家用經濟學模型來理解或說明經濟世界的事實，隱喻描述在有關事實的展開過程中通常使用的是故事的呈現方式，這正是典型的隱喻實在性存在的一種體現。因為故事既不“僅僅是啟發式的”，也不“恰好是修辭的”，而是把模型貼上標簽在使用過程中來發現模型本身的基本組成部分，隱喻“故事”式的呈現方式讓理論經濟學研究者把研究聚焦在具有描述性的模型上。這種描述方式使得模型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真實經濟世界的描述，而非“理想的”模型[11]178，這同時也是隱喻實在性存在的一個典型說明。

三、經濟學隱喻實在性的本質

經濟學修辭學和經濟學批判實在論都將隱喻視為分析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重要方法，他們分別從各自的視角來探討經濟學隱喻的本質，經濟學修辭學認為：經濟學就是漂浮在隱喻之上的[13]，經濟學批判實在論則主張“類比和隱喻的邏輯”[8]487。那么，從探討經濟學方法論的合理性角度來講，更好的方法論應該能使我們用一種明確的方式確定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本質。該本質應盡可能地獨立于經濟學理論對各種研究對象想當然的表征，從而被當作社會實在的一部分來看待[1]45。因為，在社會實在這個問題上，人類主體成為了核心概念，而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更具層次化的本體論圖景[2]92，在經濟學方法論多元化發展趨勢下，將經濟學隱喻進行實在性分析，對經濟學本身乃至經濟學哲學無疑具有重要的本體論意義。

1.經濟學隱喻的指稱實在性

語言與世界的一致性關系是社會實在研究的主流方向，并且研究通常聚焦在符合論真理觀基礎上的語言與存在實體相對應的指稱問題。經濟學批判實在論在主張類比和隱喻邏輯的同時也強調了這種指稱的趨同性，由此，隱喻的指稱問題就成為了有關經濟學隱喻實在性問題探討的核心部分之一。

首先，“指稱”是一種經濟學研究者的實踐。通過隱喻指稱，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將另一個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們共同熟悉的某個事物上面。同時，指稱也要受到特定語境中說出一個話語的說話者的影響，而不是受到個別的詞匯術語(詞根)本身的影響[8]488。經濟學術語同樣包括“涵義”(sense)和“外延”(denotation)。一個詞根的“涵義”就是它的字典定義。“外延”指的是詞根與它在經濟世界中所指謂的事物，也就是指謂實體與事態之間的關系。因此，在貨幣銀行學的語境中，詞根“流通”指謂的是貨幣流通。其次，指稱是經濟學隱喻獲得意義的途經。根據術語學(terminology)對隱喻本質的描述，由隱喻構成的理論術語用來指稱研究路線、重要意義、操作規程(protocols)等。術語的意義能夠為經濟學家指出指稱所特有的認知路徑，由此，隱喻指稱就成了術語獲得意義的可靠方式。例如，“機會成本”是相較于傳統“會計成本”而提出的決策分析術語。“會計成本”指稱的僅是可還原為單位貨幣的計算，而機會成本則指稱做出某一決策而放棄其他若干可能收益中最大的那一個，同時還指稱了“機會成本”的成立前提，即資源稀缺、資源的多用途、資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資源可自由流動。顯然，“機會成本”的指稱涵義與經濟世界的本質對應的更合理。這樣的例子還有“擠出效應”、“邊際效應”、“木桶原理”等等。這些例子反映出隱喻在指稱上能夠適應經濟世界的因果結構這樣一個互動、辯證的過程，也體現了隱喻對指稱物指稱上的成功。另外，我們發現了隱喻在經濟學術語的使用中具有了指稱連續性的特點，這是經濟學隱喻指稱意義更進一步的說明。最后，指稱是經濟學隱喻分析的前提。在經濟學家尚未對理論的指稱物形成最終描述的時候，隱喻此時作為一種非定義性固化指稱的模式在發揮著作用。進一步來說，一個指稱表達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出入，但是這并不妨礙受眾去挑選出指稱表達所指稱的指稱物。在經濟學共同體認為指稱與指稱物發生了較大的偏離(無論正負)，也就是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觀念發生重大變化時，隱喻指稱所提供的認知路徑以及指稱仍然能夠得以維系，這就是指稱實在性的本質特征。例如，對“資本”一詞的理解離不開“資本增值”這一語境。如果我們要說明資本是否有增值屬性是一個開放的問題，那么，現在假設資本持有者通過使用“血液流動”這個由隱喻構成的理論術語而試圖去獲得資本運行機制的指稱路徑，這里“血液流動”指稱的就是類似于資本在流動過程中實現增值的一種假想的機制。我們的隱喻獲得了這樣一種指稱實在性的觀點，并可以解釋資本持有者投入到資本保值和增值的經濟活動當中，于是經濟學家就會得出下面的結論：資本流動就是血液流動。“流動”這個術語的意義是在人體血液循環這個語境中得到的，它促使經濟學家嘗試去用這個詞來指稱資本運行中的一個假想的部分或方面，并使我們對指稱物實在本質的理解得到了強化。

2.經濟學隱喻的結構實在性

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還是在社會科學中，隱喻的價值已獲得了廣泛的認可。根據結構實在論的主張，隱喻原則將文化內在的深層結構轉換為一種淺層結構，而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恰恰是通過這一方式來實現的。而從本體論出發，如果知識是可能的，那么科學家的語言和概念結構必須與世界的因果結構相適應[8]491。在經濟學領域，隱喻在結構化非經驗對象，也就是說在解釋不能被還原為經驗事件的經濟學對象過程中，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修辭，更體現為一種人們對經濟學對象進行認知與思維的，本質性的實在結構。

首先，經濟學隱喻是認知結構上的極簡表達。由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著多樣性和異質性等特點，人們有限的認知能力無法對經濟世界全部知識進行有效的描述，因此，根據“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準則，隱喻呈現出一種類似于“奧卡姆剃刀”的本質屬性，其一般句法形式是“S是P”的主謂結構。例如“市場是看不見的手”、“效率就是金錢”就是典型的經濟學隱喻陳述句。無限多樣的經濟世界由此通過意義映射的連接，使經濟學概念成為可認識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結構。其次，經濟學隱喻結構的“能指”本質。“能指”是語言符號單位“音響形象”指稱的替代，能指并不代表“音響形象”發出的實質性的聲音，也不是一個純粹物理的東西，而是聲音在我們意識里形成的一種心理印跡[14]。在經濟學研究中，經濟學家心理印跡的形成依賴意識中的聯想關系，通過聯想關系，經濟學語言展示了其社會性這一內在特征。因為經濟學語言離不開社會現實，經濟學語言與社會現實的聯系同樣離不開主體意識和主體意向性，隱喻在經濟學語言與社會實在之間架起了橋梁，其內在結構的張力在經濟學語言與社會實在之間反復作用，意識中的這種心理印跡所表征的內容因此就與經濟事實無限接近了。再次，經濟學隱喻塑造了“因果”機制視域外的可描述性結構。實證主義經濟學提倡用符合根本性的因果力或機制的方式對經濟學現象進行描述和分類，而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均是動態和變化的，那么，“在世界的連接處斷開世界”這種實證主義認知策略便不可能實現經濟學的可靠描述。由于隱喻非定義性(non-definitional)結構的存在，在面對經濟學研究中諸如理論的重大變革或重構，以及面對實踐中新觀察或者新現象出現的情況下，運用對指稱物的指稱，經濟學描述依然可以實現，并且能夠使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中術語的指稱涵義得到改善。最后，經濟學隱喻的語言結構與施喻者和受眾的語境同構。任何科學研究都需要在特定的語境(社會的、文化的和歷史的語境)中展開，并且科學研究的結論也需要在語境限定的范圍內進行理解[2]3。在經濟學中，隱喻的表達與接受必須基于特定的共同語境，施喻者在語境中表達某一隱喻，受眾在這種語境結構中調整語詞的內涵，選擇描述對象某一屬性的相關度，從而在描述對象內涵的選擇與遺棄中建構認知背景，以理解此隱喻。脫離了這種語境，我們則無法理解經濟學隱喻的所指為何。由此來看，經濟學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詞匯的替代，即一個詞取代另一個詞，還是“一種相互的借用和思想的互動，語境之間的交換”[8]495。

綜上所述，在考察經濟學隱喻的本質結構時，采取實在性視角可以幫助經濟學研究者準確把握雜多的現象，遠離孤立的、暫時的事件，進而打破經濟學領域中對隱喻已有認識的局限。例如，對溢出效應理解本身就是對個人或者廠商行為所帶來外部性的一種描述，也是決策附帶積極或消極后果的一個說明。我們對溢出效應的理解通常是借助于寓言或者故事來輔助的，其內在結構也是在這種隱喻的展開過程中逐漸顯現出來的，這種結構就是可表達性、可理解性以及隱喻自身的逼真度等特征的各自呈現。從隱喻結構的實在性角度來講，經濟學隱喻的結構就是其自身內在邏輯的再現和展開。

篇3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篇4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哲學基礎；本體論假設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經濟學是達爾命和19世紀末物理學大革命所產生的新的世界觀的產物，而新古典經濟學仍是以經典物理學所產生的牛頓主義世界觀為基礎。更具體地說，演化經濟學是以動態的、有機的和開放的世界觀為基礎，而新古典經濟學則是以靜態的、機械的和封閉的世界觀為基礎。因此，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哲學基礎上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喬治斯庫一羅根指出的。“正當杰文斯和瓦爾拉斯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因此，正如美國老制度學派的開創者凡勃倫試圖按照達爾文主義重建經濟學一樣，根據威特的看法，演化經濟學應該成為經濟學中達爾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們知道，經濟學范式的轉變實質上是世界觀的根本性變化，哲學基礎或者更特定地說有關實在的本體論假設不僅限定了更為具體的經濟理論的構造，而且對經濟實踐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但是，目前的經濟學教育對哲學并不重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也缺乏自覺的哲學批判意識，這是導致存在著嚴重缺陷的新古典經濟學被相當多的大學師生頂禮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經濟學領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經濟學家加強對其哲學基礎之一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進行深入研究以來，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撰文討論其哲學基礎問題，但絕大多數演化經濟學家們仍忙于對具體的實際經濟問題進行研究，“這意味著演化經濟學在方法上和研究興趣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分裂”，這是導致演化經濟學目前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為了使演化經濟學動態的、有機的、系統的和開放的世界觀具體化，實現演化經濟學諸流派的創造性綜合，同時也是為了在哲學與經濟學之間、演化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理論體系(如經濟學)之間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對演化經濟學的本體論假設進行深入討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本文在霍奇遜和何夢筆等演化經濟學家已有研究基礎上，試圖概括性討論演化經濟學的六大本體論假設及其對學科建設和經濟政策的指導意義。

一、有機層級本體論

演化經濟學深受懷特海、皮爾斯乃至馬克思的有機論哲學的影響。霍奇遜在《經濟學與演化》一書中，根據懷特海、克斯特勒、邁爾等人的見解，將自然科學領域的本體論上的“層級觀”擴展到社會及心理領域。根據這種層級觀，整個世界被看作一個層級結構。在層級結構中每一層上的系統或亞系統具有雙重特征，即它們自身既是整體又是其他整體的組成部分，每個子整體(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賴性，這被稱為“杰納斯效應”(Jalius effect)。每個子整體擁有兩個相反的極性(陰陽)――個作為更大整體一部分去運作的整體傾向和一個保持其個體自主性的自我決定傾向。在這一復雜的層級結構系統中，貫徹的是突現原則。雖然一個層面上的現象以其下層的現象為基礎，并受其上層現象的影響，但是每一層上作為整體運轉的系統(就像是一個同質的實體)具有不能還原為其組成部分屬性的新特征。

在這種層級結構中，由于每一層級都具有雙重特征，這就產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關系，并且在不同層級之間存在著反饋關系。更重要的是，每個層級的突現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論中)根據其組成部分的知識演繹推出，或通過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結合來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會結構乃至宏觀經濟現象可以被看作個體行為的突現特征，但是，卻不可以還原為個體行為進行解釋。何夢筆曾以企業舉例：“企業是自成一類的一種實體，不能化約為一種使個人最優的合約網絡。”進而，每個層級在解釋上具有某種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釋原則和自己的分析單位。突現原則表明了所有將復雜系統簡化為共同的、簡單的單位和理論規律的簡化論或還原論方法的無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論立場必然是拒絕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原子論為基礎的將理性個人作為唯一的理論本原以及將描述和解釋壓縮到一個單一的非歷史的層級，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還原論的多分析單位和多層級的分析。

有機層級本體論對演化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造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首先，創新體系文獻的發展遵循著有機層級本體論的原理。自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倫德瓦爾于1985年提出創新體系的概念以來，目前該文獻已經發展成由國家創新體系、區域(地方)創新體系、部門創新體系和創新型企業所構成的體系框架，這種在不同層級上以互補和非簡單加總的方式對創新問題的研究對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有機層級本體論直接指導著演化經濟學有關“微觀－中觀－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構過程。西方主流經濟學試圖“在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上推導宏觀經濟理論”僅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為一般均衡理論基礎的原子論個體的微觀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和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批判”。演化經濟學不僅論證了宏觀經濟學相對自主的本體論地位，而且進一步指出，作為個量和總量的微觀和宏觀框架無法處理在經濟系統的中觀層次上所發生的結構變遷和質變過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觀－中觀－宏觀框架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的體系結構。

二、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對于建立有關實在的、基本的演化動力學來說，心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何夢筆提出了演化經濟學的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這種二重結構可以依據有機層級本體論的突現原則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別是生物層級的突現產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實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個實在中相對自主的領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種二重結構，知識狀態的變化不能化約為世界狀態的變化。心智對世界的反映不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錯誤，不正確的知識或“謬見”并非是偶然現象。當然，這里所說的“不正確”或者“謬見”主要應從相對于心智單純地作為外部世界的“鏡像”這一角度來加以理解。換言之，它特別地與拉赫曼的主觀預期以及羅斯比有關認知與決策的想象標準相關，意味著人類心智在與外部世界交互過程中所顯現的創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說明了演化經濟學在本體論上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質差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假設意味著心智單純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產生的知識狀態只是由世界實際狀態

和實際的因果關系所決定的，并可以化約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已經在模型中納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對稱、計算成本之類的赫伯特?西蒙有關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楊小凱和漢斯‘伯杰等人指出的，這種改進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均衡框架下進行的，它低估了行為人面對的不確定性，也沒有充分認識到人類理性能力的嚴格局限性。實際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強調了環境和不完備理性對人類心智的約束作用，但沒有包括人類心智所具有的主觀和特異性質、“根本的無知”以及人類心智的能動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論體系中處理這些因素所導致的變化，就必須打破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假定的穩定偏好、技術和制度不變等所有前提條件。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對人類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設。

三、人性假設：人性二重性與文明創造者的本性

演化經濟學在人性的本體論假設上提出以下四個基本命題：第一，人類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時具有利己和利他這兩種傾向或性質，這充分反映了人類作為對立統一的矛盾體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類原始稟賦的本能，具有基礎性的本體論地位。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經濟學假定中預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學的，也是不現實的。第二，人類還具有獨立于利益關系的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忽視但對人類文明的演進卻更具根本意義的人性。正如偉大的天文學家哥白尼曾經指出的，人的天職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樣我們可以說，人類經濟活動的天職就在于發明、生產、創新或創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會環境的重大影響。制度對人性的作用不僅是約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動性的作用。換言之，制度和社會環境對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所謂“性相近，習相遠”就是這個含義。第四，人性和制度的關系是互動的。對此，霍奇遜曾指出：“個人與制度是相互設定的。制度塑造了人們的行為，并由人們的行為所塑造。”

演化經濟學有關人性的本體論假設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首先，體制改革和制度設計必須考慮到制度對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須考慮到如何喚起并發揮人類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國的體制改革中，完全市場化的醫療保健體制改革之所以無法成功，就是因為按照“自利經濟人”的“工作假設”所設計的制度解決不了醫療保健中的“老大難”問題。后者的例子則有：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按照“自利經濟人”的邏輯，必然只關注于產權改革、管理層高薪和所謂資本運作，而如何通過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實現“同舟共濟”的奮斗目標就被嚴重忽視了。其次，文明創造者的假設在我國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建設中應該發揚光大。目前，經濟學家們太多關注于人類的利益本性，而沒有注意到作為創造者的本性。但人類文明史卻說明，創造者的假設不能化簡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許多情況下，創造的歡樂是利益的多寡所無法衡量的。因此，筆者曾經指出，國民創造力是21世紀中國崛起的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學要為這種創造力的爆炸性增長提供精神動力。建設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續和超越，發明、創造和創新應該成為我們的時代精神。

四、異質性(多樣性)假設

正如著名生物學思想史專家邁爾指出的，達爾命產生了一種新的哲學體系。在這種哲學體系中，個體群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與物理學中流行的本質論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相對立。本質論思維的實質就是把變化多端的現象化約為同質性的某種基本類型，認為世界上真實的和重要的東西就是這些基本類型的內在本質，而基本類型與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可以被看作是某種可以被忽視的東西。物理學是本質論思維的避難所，其基本特點就是對質點模型的追求。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經濟學實現數學形式化，西方主流經濟學明確把經濟學與物理學相類比，把豐富多彩的個人和企業行為簡化為“代表者”，抹殺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及其多樣性，通過對類似于作用與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進行原子化的質點分析，制造了市場自動創造和諧的神話。這種同質性假設不僅預先從理論體系中排除了多樣性和人類的創新行為，而且否認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對國家貧富所產生的極其重要影響。

達爾命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對上述本質論思維的革命。在達爾文之前，生物學家們即使承認變異，也只是停留在物種的層次上，正是達爾文把它定位到了個體層次上。在人類社會中，正是因為個體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才使創新和演化得以發生。因此，達爾命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決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倫指出的，“適應和演化來自這種事實：知識、技能和慣例在個人間從沒有完全被傳遞，個人之間總是有差別的”，人類心智的不完備，它所具有的主觀性質，不同的制度、文化、習俗、階級差別和其他社會因素的塑造，個人經驗以及人類心智的創造性理解等等，所有這些因素使得個人即使在面對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樣的想象機會，其認知和行為也不會完全相同。以此類推，不同的企業、地區、國家乃至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同一產業都具有不同的知識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演化經濟學所發展的國家創新體系和區域創新體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們歡迎的原因。以個體群思維為基礎的異質性或多樣性假設也構成了個體知識和意會性知識這些概念的哲學基礎。

五、時間不可逆、不確定性和歷史重要

時間可逆和機械決定論的世界觀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的本體論基礎，恰如瓊?羅賓遜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們承認經濟是存在于時間之中的，歷史是從一去不復返的過去向著未知的將來前進的，那么，以鐘擺在空間來回擺動的機械類比為基礎的均衡觀就站不住腳了”。正是因為這種靜態的和封閉的世界觀，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經濟規律和經濟政策。但對于演化經濟學來說，時間不可逆在經濟系統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設性作用，技術軌道、技術經濟范式、路徑依賴、路徑創造(path creation)和經濟類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經濟學的這些概念都滲透著時間不可逆的觀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們越是研究時間，就越是會領悟到：綿延意味著創新，意味著新形式的創造，意味著不斷精心構成嶄新的東西”，演化過程的歷史性是以新奇創新為特征的，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在時間進程中“不可改變”地不斷突現，甚至時間可以被視為一系列有序的變異和選擇的事件。因此，時間進程是不會完全重復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對于人類社會來說，這種新質要素的突現是以人類心智的創造力為基礎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家勞森指出，由于社會經濟結構依賴于人類能動作用的轉變潛能，社會經濟結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相對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時空制約或地理歷史性為基礎的。……如果說自然科學家的任務是要持續不斷地改進相對不變(或緩慢變化)的有關實在的理論，那么，社會科學家則要更快地改進他們對相對快速變化、具有高度時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愛伯納也指出，“大

多數的經濟現象是時間依賴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它們隨著時間而變化，因此無法用聲稱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和概念來對待。經濟理論只能通過不同的經濟生活模式來應對這些經濟現象，而這些模式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的”。因此，經濟學以及所有的社會科學在其性質上必然是歷史的和地理的科學。當然，這并不是否認存在著少數為人類社會所共有的社會經濟規律，而是強調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多數規律只具有歷史的暫存性，其有效性與地方化的條件高度相關。

根據這種歷史時間的本體論假設，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就成為演化經濟學在以典型化事實(stylized facts)為基礎進行理論建構并制定經濟政策時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所謂脈絡主義就是“情境和脈絡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這是一種歷史的方法，它充分體現了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考慮特定歷史地理條件的精神，把社會事件及其“規律”置于事物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空間限制之中。脈絡主義在方法論上依賴著一個基本的循環：經濟事件依賴于經濟時空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反過來，經濟時空新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也是由這些經濟事件所影響和塑造的。脈絡主義類似于《易經》中“時位相關”的概念，按照《易經?系辭傳》“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時間和空間并不構成一個可供事物在其中發生的“宇宙容器”；毋寧說，它們是與作為創造性之脈動的事件和實在一起被創造的。因此，按照脈絡主義的基本原則，經濟政策都應該是情境和脈絡特定的，而不是如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普遍適用的經濟政策。

六、系統協同效應與循環累積因果機制

系統協同效應以及作為其核心機制的循環累積因果原理是演化經濟學的一項基本的本體論假設。所謂系統協同效應是指存在著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公共福利，從整體上加以考慮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個國民的福利，它也由四個基本命題所構成。首先，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創新機會窗口和福利效應是不同的(異質性假設)：律師比撿萵苣的人掙更多的錢，因此，一個撿萵苣之國要比一個律師之國更貧窮。其次，創新機會窗口大的經濟活動在系統協同效應中處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國家范圍內產生并擴散了這種富裕：“在有許多人使用機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沒有使用機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報酬遞增規律所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所產生的“良性循環”是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雖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歐國家的公共汽車司機的實際工資5倍于生產率相同的玻利維亞同行”。最后，國家創新體系在企業家、工農和政府“共謀式”地分配創新收益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它導致了全體國民的共同富裕。

篇5

【關鍵詞]馬克思；新制度經濟學；人的本質；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動方式的理解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的邏輯基礎，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但現在國內所進行的馬克思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重要的理論前提，而許多對馬克思持批評態度的西方經濟學家注意到了馬克思經濟學的人學基礎，卻簡單地將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理解為只具有抽象的階級屬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就認為，馬克思關于長期社會制度變遷的理論“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得以實現”，由此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未能解釋問題的全部”。。這不能不說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一種曲解。因此，對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的思想進行界定與區分，是我們準確把握兩大經濟學說體系理論區別的關鍵所在。

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具體思想內涵

馬克思對人的本質和人的自由的理解，與科學實踐概念的提出密切相關。1845年春天誕生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標志著馬克思哲學邏輯內部矛盾的一種科學解決。在新歷史觀中，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實踐都是個人“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如果說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實現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斷突破的話，人們借以進行物質改造的社會形式則是制約著人的自由的社會界限，狹隘的社會交往方式是市民社會個人盲目異在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對“社會關系”的外延作了具體說明，“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在內的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社會關系是個人“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個人作為人的本質的實現程度，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取決于他對社會關系具體的、歷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如何行動，個人的利益滿足和自由實現程度，取決于他在具體的社會交往關系中的地位，取決于他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會關系的總和”是“物的和個體的活動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

具體而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論斷，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內涵。

第一，實踐是人的本質的首要特征。生產勞動實踐活動又是以分工、協作等社會化形式進行的，現實的個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取決于個人對物質資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交往關系。現實中的每一具體的、有差異的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財富占有狀況、交往對象、政治資源、倫理情感等等，從個人占有的這些“社會關系的總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體現出其具體的本質規定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具體的個人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

第二，在構成具體個人的多元規定性中，個人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居于核心地位，決定著他的其他方面屬性。“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么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第三，具體的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方式具有社會歷史性特點。每一個人“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0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方式中獲得的，個人在社會關系占有上的差異性又直接表現為每一個人的局限性，它既是個人活動的實現條件，也是個人活動的客觀界限，它規定了個人活動的具體方式和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交往形式是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范圍內運動著的。”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成為規定個人活動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他或她行動的特點和方式。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然而，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由于技術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分割，每一個人都被局限于狹隘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因此，人的行為受到他或她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制約，帶有特定社會關系結構的特點；并且，分立還造成個人的生產、消費等經濟行為失去了直接的社會性，因而還需要在社會交換關系中確證這種社會性，人的這一行為目的對于我們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論解釋是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主義傳統中相關思想的延承與發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提出了系統的“經濟人”假定。亞當·斯密認為，“經濟人”具有兩個基本屬性：一個是自利性，即時刻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努力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滿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夠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充分地掌握關于自我和社會的完整信息，并能夠準確找到實現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徑。在此基礎上，亞當·斯密進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說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個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張揚，使得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學意蘊在于：自由市場中社會福利最為缺失的環節同時也是最能使個人獲得最大私利的環節，因此，個人的逐利努力會自發實現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實現私人利益的同時也使社會福利獲得增進。可見，“看不見的手”作用機制的有效性是以“經濟人”假定為前提的，“經濟人”假定設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經濟學規范分析的前提，從而開啟了經濟學研究的大門。“經濟人”假定在方法論上的變化使新古典經濟學獲得了一個可進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過“經濟人”假定，經濟學家們借助于邊際分析和數理經濟學工具，將新古典經濟學搭建成一座邏輯嚴謹、結構優美的理論大廈，從而論證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全面闡釋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機理和評判準則。

新制度經濟學吸納了西蒙、納爾遜、西爾伯格等人關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對作為經濟學分析前提的人的行為特征做出再解釋。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指出：　“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

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嘶制度經濟學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從“實際的人”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做出新的解釋。首先，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只能獲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現代市場交易中，由于參與者眾多，所涉及的各種要素復雜且多變，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每個人所獲得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備有限理性。現實的個人對環境的判斷和評估能力有限，不可能無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財富價值取向。在某種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諾思認為，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接受約束等一些非財富動機也應當出現在個人的預期效用函數中。盡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個人之間經常發生的還是損人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

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特征進行重新界定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于逐利的個人只具備有限理性，并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人們追逐私利的行為常常伴隨著“外部影響”，即存在數額巨大的交易費用，致使個人的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無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問題并不在于證明個人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性及其具體形式，而在于探討如何通過適當的制度設置或選擇，使交易費用最小，從而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偏離程度的最小化。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思想的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很明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兩大經濟學說體系在社會歷史觀和研究方法論上的具體區別。大體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馬克思則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總和”。

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傳統都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社會歷史觀背景。從亞當·斯密的“經濟人”開始，　“趨利避害”就被假定為人之本性，是人們一切經濟行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來，所謂“理性”是一種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動方案選擇，是人們對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規避更大利益損失的分析與判斷能力，“理性是指一種行為方式，它適合實現制定目標。目標可假定是效用函數期望值在某一區域上極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是人們具體行動方式的依據所在，人們根據自身的這種主觀認知結構，遵循“認識一動機一反應一行動”的邏輯進行決策和活動。

而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解釋是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的。馬克思認為，人當然要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是一個重要的、無可爭議的事實，“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馬克思甚至將之稱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同樣，馬克思也并不否認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馬克思哲學的意識觀中理性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馬克思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人們之所以有必要進行理性的“選擇”，是因為存在某種形式的約束，正是既定的約束條件使人們不可能窮盡一切可能，因而只能從中選擇達到利益目標或偏好的最優途徑。因此，馬克思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他或她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西方經濟學中對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每一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都變成了同一面目、竭盡全力張揚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經濟人”，豐富現實生活中活生生個人之間存在著的人格個性和行為特點差異不見了。新制度經濟學盡管通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滿意準則”等范疇對傳統的“經濟人”假定進行了修正，逼近了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更為實際的人與人之間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結構上的差異以及個人理性約束條件上的區別，因此仍然是從相對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因此，這種靜止的人性既不會在同一社會結構中的人與人之間存在不同，也不會因不同時代背景而有所區別。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經濟學也是將個人作為自身的理論前提。但我們注意到，馬克思是在批判費爾巴哈將人的本質理解為抽象的“愛”、“友誼”時，提出他的人的本質觀的，并且馬克思特意在說明人的本質的“一切社會關系總和”之前加上兩個定語——“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也就是說，現實中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本質規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體的社會關系，每一個人都是“多種規定性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馬克思正是通過現實中每個人具體的社會規定性特點來說明其特定的行為方式的：　“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馬克思經濟學中用具體的社會屬性說明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帶有時代性和歷史性特點，這一動態發展觀為馬克思的長期社會形態變遷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性論支持。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也不得不嘆服：“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

第三，西方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豐寓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在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中，關于人性的理解并沒有從根本上走出“霍布斯叢林”，西方經濟學傳統將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務于人的一己私利。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將正義、利他等因素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義，在他們實際的經濟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響、機會主義行為時——被考慮到的也僅僅是利己主義。這種對人性的狹隘單調界定所必然導致的理論邏輯結果，就是將現實中人與人之

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是處于對立狀態下的交易關系。

馬克思也承認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認為，人利己需要的滿足是通過社會性的方式實現的，社會才是個人的存在方式。個人“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是現實的、豐富的和多方面的。馬克思將人的各種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納入人的“社會關系總和”。另一方面，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是多元的，但同時也是相對有限的。因此，人與人之間是互相需要的，人們之間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這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滲透于他或她的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

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中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人們通過分工協作形式進行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而新制度經濟學的關注重點在于交易活動，研究如何通過制度的創設和調整來減少人與人之間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巨大的交易費用。

四、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

通過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界定的比較，我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解，具有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理性出發的唯物論特點；不同的個人對“社會關系總和”的差異化占有構成了人們社會聯系的基礎，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動態的、發展的辯證性質；同時，這種差異化的“社會關系總和”的占有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所在。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唯物、辯證的科學思想，并賦予時代特點和國情內容，是新時期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發展的目的和根本動力。對馬克思“人的本質”的上述三個方面本質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從而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唯物、辯證的理論特點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第一，我國現階段社會關系中不同群體的差異化存在，社會生活中不同階層在社會財富、生產要素占有關系上的差別，是科學發展觀形成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認為，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其社會聯系，是一個人進行行為選擇和個體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范圍。人與人之間所占有的社會關系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具體行為選擇和行動方式就不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也不相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侵犯社會弱勢群體的事件時有發生，群眾在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現實中這種社會關系、社會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化存在，促使我們深入思考發展的目的是什么、發展是為了誰的發展等問題。因此，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發展動力的基本內涵。

第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馬克思強調，個人所占有的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系總和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改變現狀的行動努力將推動人類社會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發展，與此同時，社會進步也將為個人提供更高層次的發展平臺，創造更寬廣的制度空間。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制度條件，只要我們完善法律法規。轉變發展方式，兼顧“五個統籌”，尊重發展規律，就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過深化改革和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發展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