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生態因子作用特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1．1研究區概況

黑河流域是我國西北干旱地第二大內陸河流域，地跨青海、甘肅和內蒙古3個省區，流域面積14．2萬km2，干流全長821km。黑河流域地勢上呈現南高北低的特點，流域平均海拔高度為3600m，相對高差3000m左右，較大的海拔高差使得流域生態格局、氣候狀況具有明顯的垂直地帶性，整個黑河流域自南向北依次可劃分為:上游祁連山山區水源涵養區、中游張掖人工農業綠洲區和下游額濟納旗沙漠綠洲區三個典型區域［7］。上游祁連山區年降水量相對較高，處于300～500mm之間，中游河西走廊地區年降水量100～250mm，而下游額爾濟納旗綠洲區域降水量不足45mm，屬于極端干旱荒漠區域。黑河流域發源于上游祁連山山區約有35條主要河流，流域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41．73億m3，其中出山徑流量占88．26%。

1．2數據來源

本文水生態系統及河流水環境等數據主要來源于野外實地調查和采樣分析。按照典型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則，根據流域水生態系統不同類型設置了采樣斷面，共設置了94個水生態系統采樣點(圖1)。樣品采集與分析方法主要依據水生生物調查有關技術規范［8］。在野外水生態調查過程中，對河流底質、流速、水深進行了同步測定，并采集了河流水質、底質樣品。按照有關測試分析標準，在實驗室內完成N、P等生源要素的測試分析。

1．3研究方法

1．3．1指標因子歸一化為消除環境因子指標量綱差異的影響，客觀分析指標空間上影響特征，需進行指標歸一化和標準化處理。在指標歸一化處理中，考慮各個指標對于水生態系統作用特征，對于流域水生態系統生長發育具有正相關的指標采用公式(1)，呈負相關的指標則采用公式(2)，從而使得轉換后的環境指標數據X''''越大時，該指標對水生態系統的生長發育等作用就越有利。利用上述歸一化公式，對環境因子的指標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在完成指標標準化后，采用Arc-GIS樣條空間插值法進行柵格化處理，為環境因子與水生態系統異質性特征分析提供分析數據。

1．3．2空間主成分分析考慮到部分環境因子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為消除信息冗余，突出關鍵環境因子信息，通過對環境因子主成分分析(PCA)指標降維，可獲得相對彼此獨立的因子。本文利用ArcGIS地理信息系統軟件中PrincipalComponents工具，對各個指標進行了空間主成分因子轉換。

1．3．3典范對應分析典范對應分析(CCA)是一種數量排序分析方法，是從對應分析發展而來的。在該排序方法中，通過實現對應分析與多元回歸的結合，從而詳細地研究生物群落與環境因子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由于典范對應分析可以將多個環境因子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這與直接梯度分析不同，CCA分析結果直觀明顯，可以更好地反映生物群落與環境的作用關系［9］，為研究水生態系統和環境因子間的復雜關系提供了有利工具。本文采用Cannoca典范對應分析軟件(Cannocaforwindows4．5)，對流域水生生物物種數據和環境因子數據進行對應分析。水生生物物種數據采用物種數及生物密度數據，利用lg(x+1)進行數據的轉換和處理，使之更趨于正態分布［12］。

2結果與分析

2．1流域水生態系統空間異質性特征

根據野外調查及實驗室水生生物樣品鑒定，對黑河流域水生生物種類、數量及優勢物種特征進行了整理分析。經統計整理，黑河流域調查到浮游植物8門98屬231種，其中，硅藻為流域廣布種，占總浮游植物物種數42．42%。尺骨針桿藻(Synedraul-na(Nitzsch．))、膜孔平板藻(Tabellariafenestrata)和無常藍纖維藻(Dactylococcopsisirregularis)為流域內浮游藻類的優勢種。黑河流域調查到浮游動物4門44種，其中，原生動物為流域優勢類群，共計20種，占流域總物種數45．45%。黑河流域調查到底棲動物5門17種，其中，水生昆蟲為流域的優勢類群，共11種，占總物種數64．71%。黑河流域共調查到19種魚類，其中，野生種類13種，主要以鯉科和高原鰍為主;人工養殖魚類6種，人工養殖魚類主要分布于水庫、人工池塘或湖泊等水體。利用ArcGIS空間分析與處理技術，對黑河流域各個采樣點調查到浮游植物、浮游動物、底棲動物和魚類等水生生物的種類數或物種密度數據，進行空間化處理，得到黑河流域水生態系統空間異質性特征(圖2)。可以看出，黑河流域水生態系統空間分布上具有流域中上游地區物種數量相對較多，而下游區域相對較少的特點。

2．2環境因子及其影響特征分析

2．2．1環境因子及其生態表征影響流域水生態系統空間異質性的流域環境因子是多方面的，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13－15］。為分析不同環境因子對于流域水生態系統的作用關系，需要構建影響流域水生態系統異質性的環境因子指標體系。結合黑河流域以往開展的生態功能區劃、自然地理區劃以及河流水功能區劃等區劃指標，以及黑河流域干旱區流域的特點，從氣象氣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等方面，建立了影響流域水生態特征的指標體系，主要包括多年平均降水量(P)、多年平均氣溫(T)、多年平均蒸發量(E)、多年平均干旱指數(D)、平均徑流深度(R)、絕對高度(DEM)、相對高度、坡向(PECT)、坡度(SLOP)、凈初級生產力(NPP)、植被指數(NDVI)等，共11個指標。通過對各指標的作用特點分析［20－21］，概括出不同環境因子對于水生態系統的生態表征特征(表1)。

2．2．2環境因子相互作用關系分析為識別各個環境因子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在對各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后，采用探索性空間相關分析中的相關性分析(CA)方法，判別影響黑河流域水生態系統異質性的各個環境因子之間的作用特征。由相關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各個環境因子指標中，絕對高度與相對高度、徑流深度、平均降水量、NPP、NDVI以及坡向、坡度之間呈現正相關性，尤其絕對高度與相對高度之間高度相關，相關系數高達0．99以上;而絕對高度與平均氣溫、平均蒸發量和干旱指數之間，則表現為較為明顯的負向相關性，相關系數分別為－0．84、－0．89、－0．79。采用空間主成分分析方法進一步探索各個環境因子之間的作用關系。利用ArcGIS空間分析技術，通過環境因子指標的主成分因子變換，得到影響黑河流域水生態系統的主成分因子特征值及貢獻率。由表2可知，前2個主成分(第一主成分PC1和第二主成分PC2)的累積貢獻率為99．3%，已綜合了各環境因子的絕大部分信息。其中，第一主成分PC1與絕對高度(X6)、相對高度(X7)存在較大的正相關性(0．661)，而指標絕對高度(X6)與相對高度(X7)是黑河流域地形特征信息的表征性指標，因此第一主成分PC1可以看作是流域地形特征的代表。第二主成分PC2與平均降水量之間具有一定負相關關系(－0．107)，而與平均蒸發量(X4)具有較強正相關性(0．928)，與干旱指數(X5)具有一定的正相關(0．342)，而指標平均降水量(X1)、平均蒸發量(X4)和干旱指數(X5)均作為黑河流域氣候特征信息的表征性指標，因此第二主成分PC2可以看作流域氣候特征的代表。由此可知，地形要素指標和氣候要素指標對于黑河流域水生態系統空間異質性分布具有較大的影響。地形因子中，流域絕對高度與相對高度之間具有極強的正相關關系，可任選其一作為地形因子的表征指標，在此選取絕對高度(DEM)作為黑河流域地形特征的表征指標。氣候因子中，流域的降水量(P)與蒸發量(E)、干旱指數(D)之間呈較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而蒸發量(E)與干旱指數(D)之間具有一定正相關性，為減少信息冗余，在蒸發量(E)和干旱指數(D)中可選擇其中之一，考慮到干旱指數(D)反映出西北黑河流域干旱缺水的內陸河流域特點，因此將降水量(P)、干旱指數(D)作為黑河流域的氣候表征指標。

2．3水生態系統異質性主要環境影響要素

利用數量排序反映物種在分類學性狀上的差異，明確物種在多個環境梯度上的空間位置，是生態學上的每一物種在超體積生態位的n維空間中都由其特定的位置特性所決定。因此，通過排序手段識別物種分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能夠很好地揭示它們在不同環境因子(非生物的和生物的)上的生態分化現象［16］。典范對應分析(CCA)排序除了能夠反映不同物種的生態分化現象以外，還可以很好地解釋物種與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系。利用CCA分析，將黑河流域水生態系統各樣點數據與環境因子指標進行排序，得到環境因子二維排序圖(圖3)，通過排序軸可知，影響黑河流域水生態系統空間異質性特征的各個環境因子中，海拔高度、降水量和干旱指數是3個影響流域水生物物種數量及分布的主要環境變量，該情形也與環境因子主成分分析(PCA)的結果相一致。由此判斷，地形因子(DEM)、氣候因子(降水、干旱指數)是干旱區黑河流域水生態系統宏觀空間格局分異的主要環境影響要素。

3討論

研究表明，流域水生生物群落空間異質性的直接驅動因子為水量和水質條件，這些因子的差異也主要體現在流域水體的局部特征上。對于黑河流域而言，浮游植物和浮游動物等水生生物種類分布主要以中游地區居多，與黑河中游地區河道變寬、水流變緩、泥沙易于沉積以及人類活動導致水體中具有較多營養物質有關［17］;而且，黑河中游區域廣泛分布濕地水生維管束植物(中游分布有張掖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具有適合水生生物生長的棲息生境［18］。其他研究如太子河流域，著生藻類群落結構也具有明顯的空間異質性，驅動著生藻類結構空間格局的水環境因子為總氮(TN)、電導率(EH)和總溶解固體(TDS)，但研究同時指出，由于流域不同的土地利用模式、外源性營養鹽類型以及人類活動強度等差異，致使河流著生藻類群落結構格局有所不同［19］。在太湖流域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結構的環境影響因子中，電導率(EH)和總氮(TN)是影響底棲動物空間分布的主要環境因子［20］。巢湖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的空間分布結構，主要受到水溫、濁度及入湖水量因子等變化的影響。而流域水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特征受到不同尺度上多個環境因子的綜合作用，在河流或河段尺度上，河道動力學、棲息地特征和生境條件、水質和水量差異等往往是造成水生態系統異質性的主要環境影響要素。但是，在宏觀尺度上，區域氣候和地質條件素通常具有決定性作用，致使流域水生態系統出現宏觀的空間分布格局差異［1］，且宏觀尺度上的環境要素具有長期而穩定(數百年或者數年前)、作用范圍廣(大于幾十平方公里)的特點。實質上，流域的水生態系統的空間異質性分布格局，除了直接與河流等水體環境的物理化學條件息息相關以外，宏觀尺度上的流域環境要素(地形、地質、氣候、土壤等)通過對河流水生物棲息環境的直接或間接作用(如降水變化、營養物質輸移、底質條件改變、河流形態變化等)，也會影響河流水生態系統的空間分布，使之出現魚類等水生生物區系、種類及數量等水生態系統的空間異質性分布特征。

4結語

篇2

關鍵詞:企業生態位演化概念本質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作為戰略管理領域一項重要的理論創新，借鑒自然界物種生態位思想、采用生態位所蘊涵特殊、整體、協調和競爭思想，來研究企業生存發展、延續進化行為逐漸成為一種潮流，形成了企業生態位理論。目前，企業生態位理論尚未形成體系，有關思想略顯凌亂，分析視角、研究工具和結論也不斷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從國內外不同研究文獻來看，對于企業生態位概念的認識有許多不同看法，多數學者基于企業發展演化過程，認為企業生態位是企業在特定生存環境條件下能動地與環境及其他企業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對地位與功能作用。企業生態位產生絕不是某一個環境要素決定的偶然過程，而是涉及由企業制度、企業家、企業職工、企業文化、組織機構、資產狀態、信息技術等企業內部生態因子，與經濟、政治、法律環境、社會文化、教育水平、科學技術等企業外部生態因子交互影響、共同決定的具有一定自組織性的能動過程。因此，企業生態位會顯示出比較明顯的企業特征和環境特征。之所以表現企業特征，是因為企業生態位以企業內部系統構成要素為基礎，是企業內部系統構成要素通過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形成的，影響企業的生存資源、發展空間、規模形態和市場占有等，強調企業內部系統要素之間的協同共生。從另一角度講，企業生態位，產生并作用于特定生態環境，促成企業與環境互動系統產生，使得企業在研究外部環境狀態后做出行為選擇和反應決策。

企業生態位的內涵及研究現狀

有關企業生態位的含義，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以Hannan和Freeman為代表種群生態位，認為生態位是企業在戰略環境中占據的多維資源空間；一種是以Baum和Singh為代表的個體生態位(企業生態位)，認為生態位是企業在資源需求和生產能力方面的特性。按照Mckelvey的理解，前一種觀點可以解釋為宏觀生態位，是以企業種群為生態位的基本單元，關注處在同一環境機制下的企業群體如何適應環境變化，以及環境又是如何對企業種群進行選擇，并由此尋找產生企業種群多樣化和差異化的原因；后一種觀點可以解釋為微觀生態位，是以企業單體為研究對象，關注企業種群內的單體企業相互之間的差別，尋找企業與其所占據的生態位相互作用的影響特征。在Baum看來，個體生態位要比種群生態位更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國內相關學者基本繼承了國外理論研究成果，閆安、達慶利認為企業生態位是指企業在特定時期特定生態環境里能動地與環境及其他企業相互作用過程中所形成的相對地位與功能作用。梁嘉驊等認為企業生態位是企業在整個生態資源空間中所能獲得并利用的資源空間的部分，是一個企業乃至一個行業在企業生態大環境中擁有的明確位置，企業在行業中的生態位是企業在行業內競爭實力的標志。錢輝認為企業生態位是企業與環境之間的一種關系定位，這種關系是企業與環境互動后所達到均衡的狀態，它受到企業內部因素的影響，并通過企業與環境的物質交換接口——資源和需求的狀態表現出來。

由此可見，上述觀點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企業生態位的內涵，然而，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的強調了一個重要因素，即將企業生態位視作一個構成企業生態系統的且與資源、功能和地位有關的系統變量。尤其是從梁嘉驊、錢輝等學者的理解中可以看出這一點。但它不同于生物生態位的最大區別是企業生態位的構成主體——企業“是包含若干個人的有機整體，具有更強的思維性和主體選擇能力”。面對競爭對手和環境的不斷變化，企業更具有保證自己相對競爭地位的穩定或不落后的意識和能力。企業生態位由各種形態各異、性質有別的生態因子構成，這些生態因子通過緊密的分工協作組成特定結構，改變作用強度與形式，調整關聯層次與方式，再加上宏觀社會環境以及企業與環境、企業之間互動態勢的作用，不斷支配企業行為的價值取向，促進企業發展演進。影響企業的生存發展是企業生態位功能的主要表現，而非企業生態位本質的集中反映。正確認識企業生態位的本質離不開對企業生態位結構的深入分析。

借鑒國內外學者關于企業生態位已有研究成果，從促進企業與環境協同演化的視角，本文將企業生態位定義為，企業基于組織結構與環境關系，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即企業內部生態系統以外有效尋求與利用各種生態環境因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企業生理特征、營養要求、取食特點、功能地位和作用表現。企業生態位借助于企業的功能機制和市場機制兩種方式來促進人力資源、產品、資金、技術、信息等要素的催化互動，形成一個不同層次、類型縱橫交錯且錯落有致的多因子系統，產生更大的資源效益、整體效益和綜合效益，以促進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企業生態位本質的具體體現

（一）企業特征

企業生態位由一系列具有關聯性的企業內部生態因子組成，這些因子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形成一定的組織結構關系，并在企業經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特有的性質和狀態。雖然企業生態位不一定完全表現企業內部生態因子的生態特征，但企業生態位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多樣化特性卻可以明顯地標識出企業特征的變化軌跡，也就是說，企業特征能夠表現出強烈企業生態位的特色。由于企業生態位的生成演變往往會受到企業智慧水平、思維能力、生命周期、遺傳基因等的交織影響。因此，透過企業特征可以管窺到企業內部的人、財、物、信息等要素的健康狀態及要素之間的聯結模式與結構關系，并從結構層面了解到企業的功能形態以及企業未來的發展走向。企業生態位不僅是反映企業生命體的意志、靈魂、思想和行為等特征的功能體，關鍵是基于企業內部結構與功能基礎上的企業特征的綜合體現。

（二）資源狀態

基于資源的理論認為，企業生態位是企業對外部環境中各種資源選擇和利用的能力，這種能力主要體現為企業能動地與環境及其它企業進行物質循環、能量轉換和信息流動的交互作用過程中形成的生存力、發展力和競爭力。對于多數現代企業而言，采取最優資源利用策略，獲得最優最寬的資源空間幅度，是不同發展時期企業生態位關注的焦點。同一環境中的生態因子并不是平均的分布在各個企業資源維度上，而是傾向于向具有聚集效應的維度集中，企業生態位競爭的日漸激烈加速了生態資源的空間移動，尤其是對稀有生態資源的競爭，不斷擴充和改變企業對所依存環境中自然資源、社會資源、經濟資源的利用幅度。事實上，由于構成生態環境空間的資源因子始終處于從“質”的優劣互變到“量”的增加減少的變化狀態，因此企業生態位獲得并利用的資源空間只能是一個相對概念，這就要求在對某一性質、類型的企業生態位進行具體研究時，必須將企業的資源維度納入到特定的時空條件下，以便于把握企業生態位的可發展強度和競爭力水平。

（三）環境關系

基于企業與環境互動的客觀存在，企業生態位描述了企業與環境交互過程的協同共生與互動均衡，因而企業生態位的本質還應該揭示構成生態位空間的內外要素之間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生態位是企業內外生態因子由于相互聯系、相互影響而形成的復雜關系的縱橫交錯，這種互動關系可能通過物質循環、能量轉換和信息傳遞也可能通過結構、功能互補，或者是通過充當生態因子鏈的結點加以聯結。

企業生態位遺傳、演進及衰退也揭示了企業生態位空間內部的關系形態。企業生態位的遺傳密碼、遺傳信息和遺傳物質的傳遞、復制都離不開外部環境條件的必要支撐，任何一個外部生態因子在數量上的不足或過剩，質量上的殘次或低劣，都會影響企業生態位的遺傳、演進，否則會極易誘發企業生態位衰退現象。企業生態位的競爭機理、細化機制、調整機制、優化機制、移動效應等都是企業生態位空間內部各要素之間動態交互關系的靜態結果表現。資源狀態提供了企業生態位空間內部各要素交互催化的前提，而企業特征塑造了企業生態位空間內部關系性質的基本概貌。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 旅游影響；生成機制；旅游影響場；旅游影響因子

一、前言

旅游影響研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內容，旅游影響如何產生、發展與演進的生成機制成為旅游影響研究的重點。關于旅游影響研究的文獻相當豐富，國外旅游影響研究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英語國家，并取得了較大進展。近20年，我國旅游影響研究也取得了較多的成果[1-5]。但就整體而言，對于旅游業多重影響的研究只是形成了基本的體系，還需要進一步的總結、提升和深入[2]。在國外，針對旅游影響機制的研究，Butler（1980）提出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論[6]，認為旅游者數量、類型和發展歷史是影響旅游目的地不同發展階段的決定因素，從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響。Smith（1978）認為不同類型的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具有一定的規律[7]。Doxey（1976）對目的地居民的態度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憤怒指數”[8]。Mathieson（1982）指出了旅游經濟影響的5種制約因素[9]。Butler（1974）分析了旅游者行為對旅游影響影響的5個因素[10]，并（1993）進一步指出旅游目的地社會影響與目的地5個特征有密切關系[11]。Archer（1977）和MathiesonA與WallG（1982）等研究了旅游經濟影響的因素和形成過程[12，13]，SmithVL（1977）和ButlerRW（1974）等討論了旅游社會影響的因素及形成機制[14，15]，TurnerL和NashJ旅游對文化的影響問題[16]，WallG（1977）研究了旅游環境影響因素及機制的問題[17]，Mieczkowski（1995）認為4種因素對旅游環境影響發生作用[18]。在國外的旅游社會文化影響因素及影響結果的研究方面，宗嘵蓮等（2004）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19]。在國內有關研究中，羅明義、保繼剛等分析了旅游經濟影響的問題[20-22]，楊儉波分析了對旅游社會文化環境變遷產生干擾和波動的幾個因素及其作用機制[23]，李星明等分析了旅游者對旅游影響的3個因素[24]，申葆嘉、劉趙平等分析了旅游社會影響及其形成機制的問題[25-27]，陸林等分析了旅游對當地居民態度影響的問題[32，33]，楊桂華等分析了旅游環境影響及機制問題[30-33]，黃泰等對區域旅游影響的旅游流因子進行了形成機制分析，并構建了幾個模式，但未能從系統角度分析其他因子[34]。從上述旅游影響機制的研究來看，案例分析較多，理論分析較少，旅游單項影響機制研究的較多，旅游綜合影響機制研究的較少，旅游影響單因子分析的較多，從系統論綜合的角度進行旅游影響多因子分析的較少。因此，論文試圖在系統論和系統動力學的指導下，通過對旅游影響多因子分析和驅動機制分析，建立一個旅游影響生成機制分析的初步框架，以求能為旅游影響理論的建立提供一些參考。

二、旅游影響因子分析

旅游影響因子較多，根據影響因子在旅游影響生成中的作用不同，可分為三大模塊：一為旅游影響動力因子模塊，即旅游流系統；二為旅游影響應力因子模塊，即旅游目的地系統；三為旅游影響規范因子模塊，即旅游制度創新系統。

1.旅游影響動力因子模塊――旅游流系統

旅游流是支撐旅游空間經濟系統運行的基點和動力，是維系旅游目的地空間系統運行要素的總稱，它們始終處于動態的流動之中[35]。旅游流系統是由多重要素在多重空間流動的復雜巨系統，是旅游影響產生的動力因子。

這里的旅游流是一個狹義的概念，是指因旅游者的流動而引起的以旅游客流為主體的，包括旅游信息流、旅游貨幣流、旅游物流、旅游能流的一個復雜的巨系統。旅游客流即旅游者的流動。旅游信息流是指與旅游活動有關的信息的產生、保持、傳遞、接受、加工和使用的過程[36]。這里的旅游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者和旅游客源地的信息，如經濟狀況、文化形態、價值觀念、思想意識等。旅游貨幣流指旅游者消費的現金流和非現金流。旅游物流主要包括旅游者的附屬物，交通工具和隨身物品等。旅游能流指因旅游者流動而引起的能量流動。

2.旅游影響應力因子模塊――旅游目的地系統

旅游目的地，是在一定地理空間上的旅游資源與旅游專用設施、旅游基礎設施以及相關的其他條件有機地結合起來，成為旅游者停留和活動的目的地[37]，是旅游目的地空間和時間結構中形成和存在的包括社會、經濟和環境在內的實物形態和精神氛圍的總和，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系統。

旅游流系統作為旅游影響的動力因子，需要旅游目的地系統的響應才能對旅游目的地產生各種影響。旅游影響應力因子模塊包括經濟環境因子、社會環境因子和生態環境因子。（1）經濟環境因子。它不但對旅游業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而且對社會環境、生態環境等也有著較大的影響，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旅游產業發展水平）、基礎設施、產業結構、產業集群、經濟開放度、市場體系的完備性、外來投資、人力資本環境，資本環境，人文交流與信息環境，技術發展環境，社會及公共管理環境和特定的企業文化傳統等方面特征。（2）社會環境因子。它為整個目的地的旅游發展提供了一個基礎環境，是旅游影響產生和發展的前提，主要包括當地居民及地方文化、當地政府及相關組織、區位及可進入性、總體形象、治安、科教環衛等狀況。（3）生態環境因子。它主要包括生物環境、土環境、大氣環境、水環境、巖石環境、聲環境、光環境、放射性環境及資源狀況等。

3.旅游影響規范因子模塊――旅游制度創新系統

從區域層面來看，旅游目的地系統是一個自組織和它組織相結合的系統。自組織和它組織的作用力來自旅游制度系統。目的地系統在旅游流動力和目的地本身應力以及旅游制度創新系統的共同作用下，系統進行自組織和他組織的交織作用，不斷發生演化，是一個從穩定――失穩――穩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旅游制度創新系統對旅游流的規模和特征以及目的地的響應不斷進行規范，對旅游影響不斷進行調適和優化。制度是與具體行為集有關的規范體系，它是由非正式的約束、正式規則和這兩者的實施特征組成的[38]，旅游制度系統就是與旅游活動有關的行為規范系統，包括與旅游有關的政策、法律、政治規則、意識形態、價值觀、道德規范、風俗習慣、經濟規則、契約等。多種形式的旅游制度構成了一個系統，成為旅游制度系統。為了解決旅游業中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就需要不斷進行旅游制度創新，構建旅游制度創新系統。

三、旅游影響場

旅游影響場是指旅游空間內各種旅游流在一定的作用方式下流通而形成的時空分配狀態，它是一個時空分布的非均衡結構。在旅游影響的形成過程中，存在5種形式的旅游影響場，它們分別為經濟場、信息場、心理場、引力場和生態場。

經濟場的概念早在10年前就有學者提出[39]，在經濟場中，經濟主體是在有限理性和約束條件下通過成本效用分析和福利最大化原則來進行行為選擇的，因此，經濟流一般是從低效用向高效用的方向流動。由于經濟場的作用，經濟流導致了社會交換、乘數效應、外部效應、空間集聚、產業集群、產業結構變動、經濟發展、就業增加、通貨膨脹等一系列現象。

信息場是信息的集合[40]。信息就是不確定性的減少或消除[41]，信息流通的本質在“信息差異”，信息流通過程是不斷地消除信息生產者與信息消費者之間的信息差異、隔閡、距離和信息誤區的過程[42]。信息場的作用機制就是通過信息流通來減少或消除信息源與信息接受者之間所蘊涵的信息差異。旅游行為的本質就是攝取地理信息的過程[43]，是一個通過信息流通來減少或消除信息差異的過程。在旅游活動的文化傳播過程中，存在兩個信息源和兩個信息接受者，旅游者從旅游目的地獲取各種文化信息，同時，當地居民也可從旅游者身上獲得各種文化信息，因此文化信息的流通是雙向的。代表先進文化的信息源所蘊涵的信息量較大，代表落后文化的信息源所蘊涵的信息量較小，因此，文化信息流動的總的方向是從信息量較大的信息源流向信息量較小的信息源。

心理場是心理與物體之間形成的場[44]，是以人的心理為中心組合成的特定的場。空間事物的數量和排列以及屬性、時間、群體人數和群體結構、個體經歷、個體自然特征以及個體的出生時間和出生地點等都會對心理場產生重要影響。旅游目的地的任何事物都必然會影響到心理場，同時這個已經形成的心理場又反過來影響周圍的事物。

引力場是物質世界在引力作用下的空間存在狀態，引力作用是自然世界一種基本的相互作用，地球引力對自然環境的演化產生重要作用，如人、汽車、建筑、植被等對土壤的壓力，從而影響土壤結構，并進一步對生態系統產生影響。同時，社會經濟物質實體之間也會產生引力作用，如城市之間、鄉村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社會經濟要素在引力場的作用下進行流動。

生態場是生命系統與其生存環境相互作用而存在的一種狀態，在生態場中，通過物質和能量的物理生化作用，在生態鏈的作用下使物質流動和能量流動與循環來影響生態系統的發展。生態鏈中的某個環節，或物質流動和能量循環中的某個環節發生了變化，就會使整個生態系統發生變化，從而對旅游目的地系統產生影響。通常，以上幾種場是共同作用產生影響的，組成旅游影響場系統。

四、旅游影響生成機制分析

1.旅游流系統對旅游影響的驅動機制

旅游流是由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旅游行為所引發的，也是滿足旅游需求和踐行旅游行為的空間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旅游流各因子的經濟行為、空間行為、文化行為和心理行為在旅游影響場的作用下，對旅游目的地產生一系列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并實現旅游目的地經濟、社會、環境價值的增值和綜合效益的最大化。旅游流系統對旅游影響驅動作用的強度、范圍和特征是由各因子的流向、流量、流速、屬性和組分等特征決定的，其驅動作用是通過旅游流的各種行為進行的。

（1）由于旅游流的經濟行為，旅游貨幣流通過產業鏈流向旅游企業、當地居民、地方團體和地方政府，在信息場和經濟場的作用下，引起旅游供求矛盾，促使當地居民增收致富，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演進和生態環境演變，從而引起旅游目的地社會經濟的一系列變化。（2）旅游流的經濟行為還伴隨著旅游能流，如交通工具的廢棄物、生活垃圾、排泄物等，在生態場的作用下，產生旅游生態影響。（3）旅游流與當地居民進行直接和間接交流的文化行為中，旅游者所蘊涵的信息流在心理場和經濟場的作用下，進行信息傳播和擴散，促使旅游目的地社會文化的發展和演化。旅游客源地的旅游需求信息，通過信息場傳播到旅游目的地，旅游信息流在引力場、信息場和經濟場的作用下，引起旅游目的地供給的變化。（4）旅游客流和旅游物流的空間行為在引力場的作用下，對環境空間產生一定的壓力，引起自然與人文環境的變化。（5）旅游流的心理行為在心理場的作用下，影響著旅游動機、旅游需求、旅游消費、旅游體驗以及與目的地的文化互動，其所蘊涵的信息在信息場、經濟場和心理場的作用下，導致旅游供給內涵和形式上的變化，從而引起旅游目的地一系列變化。

2.旅游目的地系統對旅游流系統的響應機制

在旅游流踐行旅游行為和在旅游目的地實施經濟行為、空間行為、文化行為和心理行為過程中，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政府、旅游投資者、旅游經營管理者、當地居民、旅游媒介、其他相關團體與個人等利益相關者在價值取向和價值目標指導下，在利益分配機制和價值增值機制激勵下，在各種旅游影響場綜合作用下，在旅游信息的引導下，通過為旅游者提供行為空間和旅游供給，參與到旅游供給的各個環節，產生一系列對旅游流直接和間接的響應行為，改變旅游目的地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和生態環境因子的時空結構，從而導致旅游目的地產生旅游社會、經濟和生態影響。目的地系統對旅游流的響應的程度、范圍和方式，取決于旅游流的屬性和特征以及旅游目的地各旅游利益相關者的特性以及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特征(見表1)。

3.旅游制度創新系統對旅游影響系統的規范機制

旅游制度系統就是與旅游活動有關的行為規范系統，它的規范作用不是直接對旅游動力因子和應力因子模塊發生作用的。旅游制度系統及其派生措施可降低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促進社會效率，通過界定旅游利益相關者權利邊界和行為空間，支配著旅游利益相關者的行為，規范著他們行為方式的選擇，為行為績效提供激勵，改變旅游影響“場”中各個因子的數量、規模、強度和方向，影響旅游流的動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響應方式，使系統在新內外力的作用下打破了過去的混沌狀態和無序局面，進入動態有序的開放系統運行狀態中，促進積極影響，抑制或消除消極影響，從而使旅游目的地系統不斷得到優化，使旅游目的地系統保持穩態，或向頂級系統發展，從而實現旅游目的地可持續發展和綜合效益最大化。這要求旅游制度系統必須保持開放性來降低系統熵值，防止內部的低水平自我復制，從外部吸收能促進增長和進化的動力，獲得不斷持續的制度創新（見表2）。

4.旅游影響的生成機制

旅游影響是在旅游影響動力因子、應力因子和規范因子在旅游影響場的作用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旅游影響具有一定的社會、經濟、生態結構，形成一個旅游影響系統，旅游目的地系統與旅游影響系統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因此可把旅游目的地看作是一個“旅游目的地――旅游影響”系統。旅游目的地各種旅游利益相關者在旅游流各種因子的行為驅動下，在旅游制度規范下，在旅游影響場作用下，產生各種響應行為，三者共同作用對旅游目的地社會、經濟和生態產生一系列旅游影響。一旦旅游流的驅動作用與旅游目的地響應行為的輻合效應和旅游目的地系統不協調就會產生消極影響，這就對旅游制

表1 旅游目的地旅游利益相關者對旅游流的響應

度提出了創新的需求，使旅游制度變遷能對旅游流和目的地系統產生新的規范作用，旅游制度創新系統通過界定旅游利益相關者的權利邊界和行為空間、規范旅游利益相關者行為方式、改變旅游影響場中各個因子的特征與屬性、影響旅游流的動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響應方式，使旅游影響系統的發展符合旅游目的地的價值取向和價值目標以及生態環境系統的演化規律，從而實現“旅游目的地――旅游影響”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旅游目的地――旅游影響”系統也會對旅游流系統產生反饋作用，旅游者獲得旅游體驗和總體評價后，會影響今后的旅游決策，并產生口碑效應，從而影響旅游流系統的演化，并通過旅游流的演化進一步對旅游影響系統產生作用（見圖1）。

五、結論與討論

旅游影響的生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是旅游影響動力因子模塊即旅游流系統、旅游影響應力因子模塊即旅游目的地系統以及旅游影響規范因子模塊即旅游制度創新系統在旅游影響場的作用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通過旅游影響的不斷反饋而生成的。因此，對于一個“旅游目的地――旅游影響”系統要分析三大旅游影響因子模塊的特征及旅游影響場的機理，在此基礎上，注重旅游影響評估，針對“旅游目的地――旅游影響系統”存在的問題，通過旅游制度創新系統來規范旅游利益相關者的行為，改變旅游目的地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時空結構，優化旅游影響，促進旅游目的地系統良性演化。論文只對旅游影響的生成提出了一個研究框架，對于各種旅游影響場的機理、在旅游影響場作用下旅游影響因子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種旅游影響之間的相互作用還未能深入分析，這可能是旅游影響生成機制研究的一個重點和難點，需要通過模擬方法建立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而且不同類型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影響的生成機制也會有所差異，有待于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才能把握旅游可持續發展機理，以推動和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

注釋：

① 論文研究的旅游影響是旅游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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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論文關鍵詞：高職院校;專業建設;教育生態學;生態因子

目前，高職院校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完成從規模建設到內涵發展的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研究推動高職院校發展的核心問題，即專業建設問題。這是因為專業建設是高職院校內涵建設的核心，也是提高教育教學與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抓好專業建設，既能為高職院校發展確定方向，又能為高職院校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供保障，還能為高職學生順利就業奠定基礎。

事實上，近些年專業建設研究一直是高職教育研究中的重點，教育理論界對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內涵、特征及實現路徑等諸多問題進行了相當多的探討，并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見解。但是，我們注意到，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與規劃、專業培養目標定位、課程體系建設與改革、專業教學團隊建設、校內外實訓條件建設、校企合作實踐項目建設等方面，也就是說，基本上是從靜態、局部的角度出發。因此，為了適應時代與教育的發展要求，有必要從教育生態學的視角對高職院校專業建設進行動態分析與全面審視，并對高職院校優化專業建設生態環境，提升專業內涵，實現可持續發展提出有益的策略建議。

教育生態學的基本原理

生態學是研究生命系統與環境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和機理的科學。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許多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者把生態學原理和方法運用到教育研究中，對人類生存的宏觀環境和教育之間的交互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逐步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教育生態學的理論框架。

教育生態學依據生態學原理，特別是生態系統、生態平衡、協同進化等原理與機制，研究各種教育現象及其成因，并進而掌握教育發展規律，揭示教育的發展趨勢和方向。總體而言，這門學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注重分析教育生態環境及其各種生態因子對教育的作用和影響，進一步明確教育的生態結構，從而闡述教育的宏觀生態和微觀生態；第二，在分析教育生態結構的基礎上，力求全面闡述教育的生態功能，并揭示教育生態的基本規律，如教育生態的平衡與失調、教育生態的良性循環、競爭機制與協同進化以及遷移和潛移規律等；第三，努力揭示教育發展的規律和生態機制，探索優化教育生態環境的途徑和方法。

教育生態平衡是教育生態理論的核心問題，是教育生態的一條基本規律，把握這一規律，就能從根本上全面揭示教育領域存在問題的實質，推動教育更好地協調發展。何謂教育生態平衡？理論界認為，教育生態大體上可以看作是教育系統內部諸要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及其外部環境之間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的關系，而教育生態平衡則主要是指教育系統的綜合平衡、運行高效、功能優異及其與社會環境的良好協調。

專業建設生態性及各影響生態因子

“生態”主要指生物與環境因素的相互關系。當研究高職院校專業建設時，我認為，專業建設與一定時空范圍內的學校生態環境密不可分。也就是說，在教育生態學視野中，學校本身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專業、教師、學生以及學校內外環境等都是這個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或因子，因子之間始終存在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轉換，并力求達到彼此之間的平衡。

對平衡的追求要求生態系統的各子系統以及各生態因子的運動變化發展都遵循物質運動的一般規律。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單從某個時段分析，不平衡現象是常態，而平衡現象則是非常態；若是從生命進化和生態系統進化的長遠觀點分析，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動態的，所有的生態系統實際上都處于貌似不平衡的“動態平衡”之中，是運動與平衡的統一。具體到高職院校專業建設這一生態系統而言，它是由許多生態因子共同構成的，諸多生態因子對整個系統發生綜合影響，它們始終處于貌似不平衡的“動態平衡”之中。

仔細分析影響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諸多生態因子，我們可以將它們分成三類，即專業個體特征因子、學校外部特征因子、學校內部特征因子。這三方面生態因子構成了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三個層次環狀生態圈，對高職院校專業建設都起著不可或缺的促進或制約作用。

專業個體特征因子，主要包括專業培養目標、專業教學計劃、課程體系、師資隊伍、校內外實訓條件等。這方面的生態因子，在高職院校專業建設中起著核心因子的作用，是我們研究與實踐中常常所說的“硬件”和“軟件”，是專業辦學水平與實力的具體體現，是人才培養工作的主要載體。

學校外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高職教育發展的社會文化觀念、法律和政策體系、經費保障等，實質上是政府和社會為高職教育發展構建的宏觀環境或保障體系。對于完善高職院校專業建設而言，這一宏觀環境或保障體系至關重要，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近些年的高職教育發展中看到。目前，無論是招生規模還是在校生規模，高職教育在高等教育中都占據了“半壁江山”，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式發展。高職教育當今的勃勃生機源于哪里？無非是經濟社會發展對高職教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需求，教育事業發展為高職教育發展提供的良好基礎，社會對高職教育的認可氛圍，中央政府對高職教育發展的重視程度和中央財政對高職教育的經費投入強度等等。對此我們均歸為政府和社會為高職教育發展構建的宏觀環境或保障體系。

學校內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由學校的辦學理念、價值觀、規章制度、組織結構、運行機制、校容校貌、教風學風等構成的學校文化。高職院校加強專業建設，提升專業內涵，目的是更加注重人才培養，更加注重知識創新，更加注重辦學質量和特色，更加注重服務社會、引領社會，而這一切的背后，都需要一個無形而又無處不在的靈魂支配，這個靈魂就是學校文化。學校文化廣泛滲透在高職院校專業建設中的各個環節，影響和支配著專業的發展方向、發展模式、發展特色和建設成果。在專業建設中，學校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主要包括主流價值觀的導向功能，凝聚師生力量的激勵功能，基于普遍文化認同而自覺遵守規章制度的規范功能，對師生思維、行為習慣和專業素養的熏陶功能。

促進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建議

高職院校專業建設作為一種生態現象，必須著眼學校的持續發展和專業的持續發展，努力遵循教育協調發展的規律與要求，解決好專業發展與校內、校外環境的矛盾，保持專業建設與發展的生態平衡，避免在專業建設與發展過程中出現內部生態鏈危機和系統整體效力減退等問題。依據教育生態學原理，對高職院校專業建設提出以下策略建議。

（一）全盤考慮，創設促進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穩定、平衡、有序的生態環境

1840年，j·李比希通過對比谷類作物的產量，發現農作物通常不受它所需要的大量的營養元素的限制，反而受那些只是微量需要的原料的限制。只要稍微加入所缺的微量元素，產量馬上就會明顯地提高，他由此說明這些微量元素是作物增產的“限制因子”，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生態學中著名的“限制因子”定律。

今天，“限制因子”定律已經從自然因素擴充到社會因素和精神因素。對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生態系統而言,也同樣存在著“限制因子”，而且是所有的生態因子都可能成為“限制因子”，起到限制性的作用，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生態困限，制約著專業健康發展。因此，“應然”狀態的專業建設，需要擺脫其生態環境中各“限制因子”的束縛，通過各生態因子的和諧共生來維持其生態環境平衡，最終實現專業內涵提升。擺脫“限制因子”束縛，促進高職院校專業建設，這是一個生態進化過程，是高職教育發展史的必然，也是高職院校專業發展的內在要求。

對高職院校而言，需要從教育生態平衡理論出發，統籌兼顧、整合優化影響專業建設的各生態因子，杜絕偏廢其一，努力構建一個穩定、平衡的有效促進專業發展的模式，使高職院校專業建設回歸“應然”狀態與本質。

（二）加強生態調控，形成促進高職院校專業建設良性持續健康發展的生態循環

在教育生態理論中，任何一個生態組都有輸入輸出，而且存在著簡單的或復雜的控制與反饋，在生態內外和各要素之間都會有信息的傳遞和轉換。在生態構筑中，一方面要注意各要素的層次結構，另一方面更要注意信息的反饋和控制，使各種活動與管理工作形成一個環路和可控、不斷向前發展的系統，使信息能夠自動地反饋并進行不斷調整，最終保證整個生態系統良性循環。

循此思路，在建立專業建設管理模式時，學校不僅要結合專業的內外部實際制定專業發展規劃或方案與促進專業建設的制度或措施，而且要定期檢查專業發展規劃或方案與促進專業建設的制度或措施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針對存在的問題及時適當處理。

（三）激發促進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各生態因子，誘發專業辦學水平由量變到質變

專業個體特征因子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指出：“高等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肩負著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國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職教育“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走產學結合發展道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千百萬高素質技能型專門人才”。這些對高職教育的定位性表述，需要我們在專業建設中全面準確地理解，并一以貫之。具體而言，在專業建設中，我們需要準確定位專業培養目標，培養高素質高技能應用型人才；改革課程結構，建設與行業和專業發展接軌的專業課程體系；提升師資隊伍水平，逐漸形成專兼職結合、結構合理的“雙師型”專業教學團隊；建設校內實訓場所和校企合作實踐教學基地，形成專業依托機制；重視專業建設研究，形成專業拓展機制等等。

學校外部特征因子如前所述，政府和社會構建的保障體系為高職教育發展提供了關鍵的戰略機遇，有力推動了高職教育的新一輪發展。但我們也應看到，在社會環境中依然存在著諸多制約高職教育發展的因素，甚至力量還相當強大。例如，在社會文化觀念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依然是人們推崇的目標，并進而導致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技能，鄙視勞動生產，鄙薄職業技術等社會習慣；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國的《職業教育法》作為一個國家職業教育的基本法還遠未完善，特別是行業企業承擔職業教育的法律責任不明晰，利益驅動機制不健全，政府相關部門政策不配套，造成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辦學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在經濟投入方面，目前我國高職教育依然存在“高成本”與“低投入”的矛盾，導致高職院校學費高、辦學條件和教學資源相對短缺等問題。因此，在我們研究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過程中，不能忽視保障體系的完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強化國家對高職教育發展的主導作用，不能一味認同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作為政府，需要從國家戰略高度出發建立完善的促進高職教育發展的法律、經費保障體系，努力增強高職院校的辦學水平，進而增強高職教育對廣大民眾的吸引力，形成有利于高職教育發展的社會文化觀念。

學校內部特征因子學校文化作為專業內涵提升背后的一個無形而又無處不在的靈魂，是研究專業建設必須思考的。高職院校在專業建設過程中必須將文化建設作為辦學的一個戰略基點。首先，將文化建設作為學校戰略規劃的重要部分，與專業建設相融相通。通過學校文化建設，從社會價值和發展戰略的層面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覺，深入思考專業的辦學定位和文化使命，在服務大局的過程中主動對接區域經濟產業的需求。其次，將文化建設體現在人才培養上。教風學風是學校文化的集中體現，又是決定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所在。因此，在專業建設過程中，必須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全心全意依靠教師共同建設與發展專業，全面反思學校課程教學、教師激勵與考核、學生評價以及相應的獎學金評定等教學和學籍管理制度，努力營造適應具有社會適應能力、創新競爭能力的人才培養的教風學風。最后，將文化建設體現在學校制度設計上。制度文化在學校文化建設中處于中介的位置，通過制度設計與執行能夠把理念轉化為行動、精神轉化為物質。制度設計的出發點不是約束人、懲罰人，而是具有激勵導向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尊重人才、凝聚人才、激勵人才的規章制度，特別是人事分配制度、科研管理制度、財務管理制度、教學成果獎勵制度、學術評獎制度等等，以制度建設帶動學校文化的升華，并進而提升專業內涵。

篇5

關鍵詞:金融生態環境;評價體系;主成份分析;聚類分析;SPSS

金融生態環境是借用生態學概念，將金融看做是由金融子系統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定環境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是金融運行規律和生態特征的系統性抽象。它包含了與金融息息相關的各個方面，是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等相關外部因素的有機組合。西部地區作為當前我國經濟整體規劃中的重點支持地區，經濟已得到快速發展，但在取得發展的同時，無論是發展數量還是質量都遠遠落后于中東部地區。西部省份之間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資源差異較大，整體發展基礎相對薄弱，導致了當前西部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基礎較差，而相應金融機構的業務能力與支持力度又相對有限，這也就造成了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落后的現狀。但與此同時，西部地區有以四川、陜西為代表的“金融高地”也有以重慶為代表的金融生態發展前景巨大的地區。其他省市則可以從中吸取經驗，同時通過構建西部金融中心不斷輻射周邊城市，借助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這一有利條件優化當地金融生態環境。本文針對西部地區金融生態環境進行研究，部分指標采用三年的平均增長率，使指標更具說服力，深入探析西部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影響因素，并對西部地區12個省市進行聚類分析，對各省市的金融生態的實際情況進行分類，同時指出當前西部地區在金融生態環境建設中所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建議。

一文獻綜述

一個地區的金融生態關系到與金融發展有關的各個方面，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影響金融生態環境的因子之間又存在相互作用，因此要想全面系統地評價西部地區的金融生態水平，就必須要構建一系列包括金融發展因素的指標體系。近年來，眾多學者使用不同方法對金融生態環境進行了研究，張瑞懷(2006)以湖南省為例，通過BP人工神經網絡模型(ANN)建立了現實狀況的綜合評價模型與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構成要素對金融生態環境進行研究;［1］苗麗娜(2007)將系統動力學方法運用到金融生態環境的評價中，基于武漢市的統計數據對模型進行仿真模擬，并對仿真結果進行分析;［2］在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構建方面，徐諾金(2007)將金融生態環境分為軟環境和硬環境兩大類，提出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其根本是改善法制環境的觀點;［3］在金融生態機制運行上，喬立娟(2012)采用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對對農村金融生態主體的選擇進行分析，并尋找政府、各類借款人和非正規金融機構三者之間的均衡;［4］周炯，魏佩佳(2012)通過金融資源水平、政府財政能力、經濟基礎和社會信用水平這四個方面進行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5］張孟云(2015)結合時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FAVAR模型對我國各省份的金融競爭力進行測算和評價。［6］以上這些對金融生態水平的研究所選取的指標通常為靜態指標，這樣的指標不能有效地反映一個地區金融生態發展的潛力與趨勢，同時評價方法的主觀性較強，不能反映客觀情況。本文根據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各個分指標的選取頻度，采取動態指標與靜態指標相結合的方式將金融生態環境的總體框架劃分為金融生態環境基礎因子(現實競爭力)、金融生態環境推動因子(潛在競爭力)兩個一級指標，通過主成份分析法與聚類分析法來構建金融生態環境評價體系，指標體系見表1。綜合看來，評價方法的選擇直接影響評價結果，比起單一使用某種方法，兩種評價方法結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單一方法的弊端，使研究結果的合理性與科學性更高，能夠在數據搜集準確有效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評價結果的可信度，使之對改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政策制定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二模型的構建與分析

1．主成分分析法。(1)因子分析前提條件檢驗。利用巴特利特球度檢驗，由結果可知，KMO統計量為0．628＞0．500，符合因子分析要求。(2)提取因子。使用SPSS軟件對原有的11組變量指標進行提取，選用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主成份分析法并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由結果可知，變量的共同度基本都在0．9以上表明提取的因子全體對每個變量都有較高的解釋程度，各變量丟失的信息較少，因子分析的效果較好。(3)確定公因子數目。當提取特征值大于1時，兩個因子的累計貢獻率達到了87．078%，基本上能夠涵蓋所選數據的統計信息，所以本次因子提取過程的效果較為理想。(4)公因子成份分析。對于上述提取出的兩個主成分，運行SPSS得到11個指標在這2個主成分上的旋轉因子載荷矩陣，之后根據旋轉因子載荷矩陣對兩個主成分進行命名。這里使用方差最大法進行正交旋轉得到旋轉因子載荷矩陣，結果見表2。表2旋轉后因子載荷矩陣組件12人均GDP0．8910．404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0．9820．161本專科畢業人數0．9540．183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0．4600．876一般公共預算支出0．9230．221資本形成總額0．0930．821消費總支出增長率0．7040．224城鎮失業保險人數0．9450．109普通高等學校教職工數0．9510．172進出口總額增長率0．1180．914人均GDP增長率0．1560．938表2中第一個因子由人均GDP、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固定資產投資、普通高等學校教職工數、城鎮失業保險人數、本專科畢業人數這7個指標組成，其中人均GDP、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固定資產投資這4個指標所反映的是當地的經濟運行體系，而普通高等學校教職工數、城鎮失業保險人數、本專科畢業人數這3個指標則表明了一個地區社會誠信及保障體系的情況，所以第一個因子是由一個地區的經濟運行體系與社會誠信及保障體系所組成，故將它命名為金融生態環境的基礎因子(現實競爭力);第二個因子是由消費總支出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率、資本形成總額增長率構成，居民消費總支出可以反映當地的消費狀況，資本形成總額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率則反映了當地的投資狀況，故可以將其命名為金融生態環境的推動因子(潛在競爭力)。(5)計算因子得分。為了得到因子得分系數，使用回歸法對其進行估計，得到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將各指標因子得分數值作為因子分析函數的系數，可得因子分析函數(6)結果分析。從綜合得分的結果來看，四川省的金融生態環境最好陜西省緊隨其后，而、青海、寧夏的金融生態環境綜合表現較差。對比兩個因子的得分可知各省的排名在基礎因子(現實競爭力)方面與推動因子(潛在競爭力)有較大的差異。這是由于金融潛在競爭力的數據使用的是各省三年間增長率的平均值，而金融現實競爭力是通過2014年的年度數據得到，這就解釋了很多我們印象中一些落后的省份反而排名卻很靠前:像四川、陜西這種現實競爭力很強的省，之所以短期內難以有很大幅度的提高，是因為各項指標的基數相對較大;而、內蒙古這些省份，其指標的基數比較小，因此增長率可以比較大，這是與現實情況相符的。2．聚類分析。為了進一步描述這12個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對各個地區的相關數據進行聚類分析，聚類分析結果如圖1所示。根據聚類分析結果，將12個地區分為四類，可以發現其與因子分析法綜合排名的結果相吻合:第一類為四川、陜西，雖然這兩個城市在推動因子上表現較差，但是其金融生態環境的基礎相對其他省市較好，金融規模較大，故綜合能力最強;第二類為廣西、重慶和云南，這三個城市在兩項排名中的位置都相對靠前，發展潛力較好。從結果來看，重慶是唯一一個在兩項排名中都處于靠前的地區，說明重慶的金融生態環境具有很強的可塑性與發展潛能;第三類為內蒙古、甘肅、貴州和新疆，這四個省在兩項排名中的位置都相對居中，表明其無論從現實競爭力來講，還是從潛在競爭力來看在西部都處于中等位置;第四類為、青海、寧夏，這三個省的潛在競爭力排名靠前，說明其增長潛力很大，在最近三年的發展勢頭強勁。但由于其基數較小，仍屬于西部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相對較差的地區，應加大對這三個省的政策扶持。

三結論與對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