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生態環境的知識，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知識產權文化；高校；知識經濟

在知識經濟背景下，知識產權越來越成為一種重要的無形財產，國際上針對知識產權的市場競爭也日趨激烈。實踐表明，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越來越表現為其對智力資源和智慧成果的培育、配置、調控能力，表現為對知識產權的擁有和運用能力。而高校基于其知識創新與傳播的使命，已成為一個國家自主知識產權創造的源頭活水。同時，知識產權也成為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標。然而，面對日趨激烈的國內外競爭，建設創新型河南對河南高校科技創新的要求越來越高，河南高校知識產權運作與發展卻仍存在一些障礙和薄弱環節。比如，高校知識產權文化環境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等，這些都是河南高校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基礎問題。

一、知識產權文化的概念與內涵

知識產權及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識產權文化概念最早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提出，世界各國對知識產權文化問題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比如，以知識產權文化為主題召開國際研討會、舉辦各種知識產權文化活動等。2008年6月，國務院頒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明確規定，把培育知識產權文化作為五項戰略重點之一，把推進知識產權文化建設作為八項具體戰略措施之一。

知識產權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一個分支，是隨著近代科學技術進步成長起來的。知識產權文化是知識產權的觀念形態，包括知識產權的法律意識、訴訟觀念、心理結構、學術思想等。從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的定義看，知識產權文化是一種非正式的知識產權制度，是體制、法律政策、規章等正式制度的積淀和升華。良好的知識產權文化可以讓人們在尊重他人智力成果的良好氛圍中更好地認識知識產權的作用和潛力，明智而成功地使用知識產權。隨著知識產權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不斷增強，知識產權文化建設也日益重要和迫切，因為它對彌補知識產權法規的不足、促進良好知識產權秩序的形成，具有現實的需要和長期的價值。

二、科技創新與知識產權文化互動的生態系統

知識產權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創新文化。創新文化是與科技創新活動相關的文化形態。其特征是：在創新思維模式上，具有更大的發散性和更強的兼容性；在創新組織文化上，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和更強的激勵性；在科技創新管理上，重視促進創新主體的多元化和互動性；在社會文化氛圍上，體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知識產權文化與科技創新之間存在著一種互動的關系：科技創新活動創造了知識產權，推動了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豐富了知識產權文化的內涵；知識產權文化反過來又為科技創新提供了健康、持續發展的肥沃土壤。

科技創新活動與作為觀念形態的知識產權文化之間有三個依次間隔的層次：知識產權物態成果、知識產權正式制度和知識產權行為模式。這三個層次是相互聯系、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知識產權文化的積累、傳播和發展離不開行為模式的形成、制度的構建和物態成果的產生。通過這三個層次間的交換網絡關系，在整個國家和市場的大環境下，科技創新與知識產權文化不斷互動，從而構成一個以精神為靈魂、以物態為動力、以制度為保障的知識產權文化生態系統。

三、知識產權文化生態環境建設對河南高校科技創新的意義

1．熏陶高校創新型人才的品質

知識產權文化生態環境能熏陶一個人的創新行為模式和習慣，從而鑄就人才最獨特的勇于創新的個性品質。這是個人和組織“最為珍視的生存和興旺發達所必需的個性特點”。高校是人才培養基地，良好的知識產權創新文化氛圍是高校源源不斷地輸出有競爭力的創新型人才的溫床。

2．激發高校創新成果的涌現

器物層面的知識產權物質形態是科技創新的動力源泉。知識產權文化生態旨在營造多元化、多樣性的科技創新環境，以最廣泛地調動高校科技創新人員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激發科技創新人員創造財富的欲望，從而創造出真正具有獨創性的、新穎的科技成果。

3．凝聚創新團隊和產學合作

隨著“小科學時代”向“大科學時代”的邁進，高校科研的組織模式也經歷了從“手工作坊”到“科研小組”再到“跨學科創新平臺”的模式演變，科研團隊在高校科技創新中越來越重要。知識產權文化中信任、團結、協作的價值觀將成為凝聚科研團隊的“黏合劑”。此外，產學合作既是一個知識流動和整合的網絡，也是一個基于信賴的伙伴關系的網絡。信任、創業精神、持久的耐心等價值意識和心理結構是成功合作的基石。這種文化的形成有利于高校科技創新成果的推廣和市場化。

在當今原始性創新已成為科技持續創新能力核心的年代，在知識產權已成為重要財富源泉的年代，構建一個良好的、有利于創新的知識產權文化生態環境，已成為高校決勝創新時代的必由之路。河南高校創新體系在強調科技創新的同時，更要重視形成使創新得以扎根和萌發的知識產權文化，并將知識產權文化建設深深地熔鑄在高校科技創新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四、高校知識產權文化生態環境營造的基本路徑

知識產權文化本身只有在生態體系中才能體現應有的價值，也只有依托其他物質形態成果、制度、行為模式等載體才能顯示內在的力量。當前，河南高校知識產權文化生態環境的營造主要有以下三個基本路徑。

1．推動高校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和培訓

知識產權制度要得到長足的發展，知識產權人才隊伍建設是關鍵，因此高校要加強各方面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和培訓。首先，要提高領導干部對知識產權制度的認識，采用專題講座、培訓班等形式，對領導干部進行系統的知識產權知識宣講，成為知識產權工作的積極倡導者和保護者。其次，要加強對教職工的知識產權管理和法律實務專題培訓，并將知識產權納入相關教職工的上崗及職業培訓計劃，以提高教師和科技人員的知識產權意識和實際運用能力。再次，要大力培養知識產權專業人才，如知識產權管理和法律專業人才、復合型技術經理，以盡快緩解社會和高校知識產權專業人才匱乏的局面。

2．加強高校知識產權的宣傳與普及

知識產權的宣傳與普及是面向大眾的，是知識產權文化形成的基本手段。高校要采取多種形式加強對知識產權觀念的宣傳與普及，增強教職員工和廣大學生對知識產權特性的認識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和利用的意識，形成團結、和諧、信任、競爭、冒險、寬容、創新、持久的知識產權文化價值理念。高校還應定期面向師生舉辦知識產權專題講座、專題報告會等，為師生提供各類知識產權書籍、宣傳小冊子、音像等資料，為非知識產權專業學生開設知識產權選修課，在大學生中全面實施知識產權素質教育。

3．建立高校知識產權與技術轉移管理者協會

美國、日本等國家高校知識產權與技術轉移管理者協會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高校之間的知識產權管理或技術轉移行業協會在知識產權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十分突出。我國目前還沒有類似的行業組織，政府應當推動各高校建立知識產權與技術轉移管理者協會，充分發揮協會自律、協調、服務和維權的重要作用，加強對高校知識產權保護、管理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關系協調、法律援助、訴訟支持、經驗交流、普及宣傳、培訓講座等，促進高校知識產權文化生態環境的形成。

參考文獻：

[1]徐瑞德,劉江彬.美國、日本與瑞典高校技術轉移政策與模式之研究[A].數字化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C].2000.

[2]余明九,梁子卿.淺議知識產權文化的培育與構建[J].云南科技管理,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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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治理； 民族地區； 參與主體； 治理框架

文章編號：issn1006—656x（2013）09 -0209-01

一、治理與環境治理

治理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于英語世界社會科學流行開來。發展至今，一般認為治理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政府未必起主導作用的、社會各方參與合作的過程。對政府而言， 是從統治到主導的變化； 對社會各方而言， 是從被動服從到主動參與的變化。 民主、分權、參與、協商、合作成為治理理論最核心的內涵。環境治理理論建立在治理理論基礎之上，是指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公民社會部門根據一定的治理原則和機制進行環境決策，公平和持續地滿足生態系統和人類的目標要求。環境治理強調公民社會和公眾參與環境決策，追求的是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協同治理環境的合作格局，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共同目標等實施對環境問題共同治理。

二、民族地區環境治理的特殊性表現

（一）民族地區生態環境更為惡劣

我國民族地區絕大部分位于生態環境脆弱區，其中寧夏、西藏、青海、貴州是全國生態最脆弱的地方。中國四大生態脆弱帶，即高寒、沙漠、黃土、喀斯特多分布在民族地區。與非民族地區相比較，區位偏僻、自然條件惡劣和生態脆弱此成了民族地區發展的先天障礙，西北干早區的沙漠化和鹽漬化，黃土高原、云貴高原的土壤侵蝕，西南地區的滑坡、泥石流等生態災害不斷吞噬與消解民族地區經濟建設的成果。

（二）民族地區地方政府的管理失當

政府官僚體系的管理失當也是嚴重影響生態治理效果的原因之一。在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工作方面，也存在一些體制上的問題。2003年民族地區單位行政管理費支出實現的gdp相當于全國水平的61.3%。民族地區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與全國差距很大。本來捉襟見肘的財政收入用于供養大量吃“財政飯”的黨政人員，也造成了行政人員人浮于事，辦事效率低。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使得要素投入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其中相當大的部分必然轉化為沉沒成本。

（三）民族地區環境治理的資金短缺

民族地區長期以來資金短缺，投資不足的情況十分嚴重，從1999年至2003年的4年間，民族地區財政年年入不敷出，平均每年增加財政赤字250億元。民族地區生態治理主要依賴中央政府財政支持，2001年，在全國六大林業重點工程資金來源中，國家預算內資金占55.67%，而其他資金只占14.4%。中央財政投入的重點是大的生態治理工程，難以覆蓋整個民族地區，且中央財力也十分有限，實際投入金額與生態治理所需金額的差異仍然很大。。

（四）民族地區民眾受教育程度低，環保意識不強

民族地區落后不僅僅表現在經濟上、技術上、生產力發展水平上，更嚴重的是表現在人們的思維方式、觀念和意識上。受樸素集體主義和原始平均主義的影響，缺乏發展意識和競爭觀念，崇尚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不愿也很難接受新觀念和新事物，存在嚴重的等、靠、要思想，期望中央出臺的民族地區優惠政策越多越好。落后的意識觀念導致了民族地區民眾生態產權意識模糊，生態保護意識薄弱，也從某種程度上制約了政府的環境治理。

三、民族地區環境治理的參與主體

（一）政府

民族地區由于其政府職能的廣泛性，行政行為的強制性，政府機關和行政人員隊伍的龐大性，決定了政府在民族地區全社會的主導性地位和巨大影響力。政治力量在民族地區發展方向和具體的經濟政策、生態建設和社會規范的運行中都具有絕對的影響力。但民族地區政府機構規模龐大，行政審批事項、內容過多，對企業、市場干預多，間接的宏觀調控體系尚未形成，整體上仍是政府經濟，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越位、錯位行為并不鮮見。

（二）市場

民族地區在獲取資產、基本公共服務和進入市場的機會方面處于劣勢，險惡的自然條件又提高了經濟發展成本，更導致民族地區的貧窮。民族地區同外部區域進行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成本之高，很大程度上使其成為一個經濟、技術、文化等獨立發展的孤島，遠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這就限制了價格、稅收、補貼、押金、補償費等有

關金融手段的發揮，市場在引導和激勵社會經濟活動主體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措施上不能發揮有效作用。

（三）ngo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環境ngo己經成為推動我國環境事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自新世紀，中國環境ngo逐漸呈現出“倡導者”的角色，他們在推動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維護公眾環境權益、開展環境社會監督等領域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且表現出聯合行動與倡導的明顯特征。民族地區環抱ngo在云南分布最多，其次在內蒙古、青海等省份。這些ngo在民族地區生態環境治理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公民

公民是生態環境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它與政府、企業一起構成了生態環境治理的多元主體結構體系。但在民族地區，“安土為本”的小農觀念；“小富即安”的發展觀念；“輕視知識”的經驗觀念；“揮霍浪費”的消費觀念等長期封閉落后社會狀況相適應的習慣、道德規范、行為規范和價值觀，使公民個體自發性參與出現了內在困境。民族地區公眾個體參與動力的不足，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文明（或文化）基礎缺失，造成的公眾本身應有的參與客觀價值卻無參與行為的主觀需要的一種矛盾狀態。

四、民族地區環境治理的框架分析

（一）堅持政府在環境治理的主導地位同時逐步改變其觀念和做法

在治理的邏輯結構中，公共權力仍舊是其最為核心的概念。單靠市場機制解決不了民族地區的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良性耦合問題，政府必須通過發揮自身的主導作用來啟動和推動民族地區的發展。民族地區政府更要改變自身種種落后觀念和做法：一是政府職能上，發揮宏觀規劃、經濟調節職能，加強公共服務職能。二是觀念上，民族地區各級政府要正確處理好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樹立經濟、社會、自然生態協調發展的觀念。把握好政府管理與市場配置的關系，防止政府“越位”、“缺位”。

（二）建立社會支持體系支持政府的環保作為

環境治理思想的演變和發展其實是一個逐漸強調以公民社會和ngo為主體的社會力量在治理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的過程。在我國尤其是民族地區當前環境治理結構中公民社會的力量較為薄弱，影響十分有限，應進一步擴展民族地區社會環境權益、包括環境監督權、環境知情權、環境索賠權和環境議政權等， 重新認識ngo在環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放松管制，給ngo的成長與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法律政策環境，發揮社會支持體系在環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三）引導企業參與環保

從政府環境管理的角度，不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強化現有的某些經濟手段和措施，同時應該嘗試引進和發展有效的環境經濟激勵手段以及自愿性手段；對于企業而言，應該積極轉變經營模式，提高自然資源利用效率，進行技術革新。同時，還應該積極履行環境責任，把其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篇3

草原生態/環境知識/文化傳統/游牧民族/草原生態民族區/農耕民族

在復雜多元化的社會中，不同的群體孕育了各自的社會觀，留下了與自然環境有關的社會表現、態度和行為模式等遺產，同時也能看到圍繞著生態問題的文化沖突和矛盾。這些遺產主要表現在民間的環境知識中，這一民間知識對于我們今天的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維持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民間環境知識主要包括對自然環境的利用，對人文環境的控制和人與自然的協調理念。學者們在描述環境變化時，常常無視文化因素，我們的著重點并不在于認識文化上的差異如何影響環境，而在于怎樣把對文化因素作用的考慮同環境變化相聯系。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國家，人均資源十分貧乏。同時，我國資源破壞嚴重，礦產資源濫采亂挖、采富棄貧，浪費驚人；淡水、森林、草原、耕地在開發、灌溉、采伐、載畜、開墾等方面問題不少。其中人口壓力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由于人口壓力和過度開發，使中國成為荒漠化土地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這樣一個由多種生態環境、多個民族和多元文化所組成的國土上，民族間的關系，很多是和環境觀念的沖突、破壞環境的行為有關的。而這種生態環境惡化的后果，就是給地區經濟發展帶來直接的負面影響，使發展本身陷入了一種低度循環的陷阱。因此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發展，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特點。在這一背景下，在進行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時考慮少數民族的文化個性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本身就符合中國社會的內在特點，同時也是對各民族文化的一種尊重。生態環境的多樣性與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密切相關。任何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是在對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生態環境的適應和改造過程中創造和形成的，因而各民族由于生存空間的特點、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對自然資源管理利用和文化傳統也就各具特色。

中國的生態惡化情況，在少數民族地區特別突出。從生態類型上，可分為草原生態民族區、森林生態民族區和山地農耕民族區等。在此我們以代表草原生態民族區的蒙古族的民間環境傳統為例，來展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

一、草原生態民族區與草原現狀

草原生態區，主要分布在從東北平原西部，經內蒙古高原、鄂爾多斯高原、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南緣一線以西，即從北緯51°到28°的廣闊范圍內，綿延4500公里，占全國土地面積的29%。主要分布在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新疆、西藏和四川等10個少數民族聚居省區，基本上構成了從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形畜牧帶。在這些區域內居住的43個少數民族中，有19個民族以從事牧業為主，有代表性的民族有蒙古、部分鄂溫克和達斡爾族、哈薩克、裕固、塔吉克、柯爾克孜、塔塔爾、藏族等。

作為占地球陸地面積47%的草地及其生態系統的研究一直為人們所關注。據世界資源報告，牧場養活著3000-4000萬游牧人口及提供著大量的食物資料，然而，由于過度放牧，開墾草場，短期行為的政策及攫取最大利潤的純經濟觀念，導致草原出現沙漠化及草場退化的趨勢。諸多的草原研究專家及草原計劃的推行者，在對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中，深切體會到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導致草原利用情況的不斷發生變化，改善草場是技術問題也是復雜的社會問題。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關于牧草種植的研究認為：“由于一系列的經濟、社會、政治、宗教的因素，使得進一步擴大栽培牧草的面積受到限制。在糧農組織從事草原和飼料作物開發工作的大多數國家中，這些因素的作用是錯綜復雜的。這項工作的未來發展，取決于鄉村社會學家或政治家為牧草的栽培所創造的經濟和社會環境條件。[1](P42)又據世界資源報告，印度次大陸牧場的惡化是與過度放牧、干旱化、管理不當所致，最近幾年出臺的牧場發展計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南撒哈拉非洲牧場管理及牲畜的發展上，各機構的投資、援助大多以失敗而告終，人們深切地感到開發過程中需要當地人民參加，需要和當地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相結合。[2](P116-117)這種認識上的轉變，為草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然而目前在草原生態系統的研究中，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對之進行研究的報告為數甚少。在世界資源報告中，在提到中國牧場狀況時，認為全部土地的41%用于放牧，25%的草原退化，其趨勢為水土流失正危險地加速，喪失生產力，沙漠化，退化快于再生；在談及其原因時報告認為，(1)人口壓力；(2)27%的沙漠化由過度放牧造成；(3)政府50年代的重農輕牧；(4)將現有的稀疏和優良草原開墾為農田；(5)城市發展加重了對現存草原的壓力；(6)群體放牧；(7)對草和飼草作物管理不善等。這諸項原因事實上都與人的因素有關。

中國約有草地面積400萬平方公里，占全世界草地面積的13.9%，占我國國土面積的41.67%，放牧面積占世界第三位，僅次于澳大利亞和前蘇聯。中國的牧區應分為兩大地區，北方“游牧”區和南方“農業”區，從東北平原到青藏高原，從海南山地到黃海之濱，都有草地分布，其中內蒙古草原是面積最大的溫帶草原。但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對草原只利用不建設，我國草地不僅生產力較低而且有30%的草地處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原研究長久未引起人們注意，50年代前全國沒有一處草原研究機構，50年代后，開始在有關農牧院校培養草地科技人才，1964年中國農科院創辦了草原研究所，之后，四川、新疆、青海、甘肅等省區相繼創辦了草原研究所及草原生態研究所，有關省區也建立了草地工作站或草原工作隊。70年代末期，中科院分別在內蒙古與青海建立了兩個草地生態定位站，開始從生態系統角度開展草地研究。在這些研究中，都提到由于人為的因素而導致了諸多的后果。我們不能否認，自然科學這么多年來對草原生態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成績，有了很多的科學積累，這些基礎也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根據。然而人是經由什么途徑采取什么方式來影響草原生態的？其自身的社會結構、文化體系、價值觀念與之的關系如何？卻很少給予關注。

草原資料是中國陸地上最大的生態系統。據衛星遙感調查技術統計，1995年與80年代中期的數字相比，退化（不包括輕度退化）草地從13億畝增加到20億畝，10年中增加7億畝，已構成資源與環境的重大問題之一。草地沙化是個更為嚴重的問題，草地每年減少65-70萬公頃；北方草地退化面積達90%以上；全國可利用草地每年以2%的速度加速退化；2億頭牲畜因災死亡。資料顯示，在我國草地沙化的原因中，盲目開墾占25.4%；過度放牧占28.3%；過度樵采草地植物占31.8%。中國的沙漠專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紀末，有8萬平方公里土地將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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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化教學 高職英語 教學環境

[中圖分類號]H3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5）02-0141-01

教學質量是一個學校的辦學關鍵，英語是高職院校的一門必修課，但高職英語的教學低效一直是外語教學研究的一個問題。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態意識的加強，生態化教學也成了人們研究英語教學的新途徑。

一、生態化教學理論

1976年美國哥倫比亞師范學院院長勞倫斯?克雷明在《公共教育》一書中，提出了“教育生態學”。這是一門研究教育與其周圍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和機理的新興學科，采用從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來研究各種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揭示教育的發展趨勢和方向。根據教育部于2000年11月頒布的《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基本要求》，我國高職英語教學的重點是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由此可見，生態化教學將是高職英語教育與教學改革與發展的方向。

二、高職英語生態化教學現狀

眾所周知，課堂教學依然是目前學生學習英語知識，培養交際能力的主要方式，但目前的高職英語課堂教學還是以傳統教學為主，即以教師為中心，以應試為導向。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決定課堂的所有內容，學生只能被動接受，教學內容也多以讀寫為主，課上大量講解詞匯和語法知識，學生對英語的學習也多以記憶試為主，這些都進一步減弱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現在高職英語的授課多采用大班授課，每班人數在40―100人左右，這嚴重超出了英語課堂教學的合理容量，作為一門語言學科，應以個體實踐為主，在課上有限的時間內教師只能與少數學生進行交流，而高職院校的學生大部分英語基礎較為薄弱，本身在學習上就缺乏主動性，這種只能與少數學生交流的教學更是無形之中剝奪了大多數學生尤其是性格內向或基礎較差學生參與課堂的機會。授課內容的統一也增加了學生學習的趨從性，對于老師提出的問題盲目附和或懶于回答，很難保證教學質量。

教學評價也多為單一的終結性評價，即主要以分數來評定一門課。這種評價模式使教師和學生都有一種考試情結，把通過考試、取得證書作為學習目標，這種功利化的目標會對學生的英語學習帶來負面的影響，使英語學習偏離了方向，也不利于學生保持學習興趣的持久性。

三、生態化英語教學環境的構建

目前的高職英語教學還沒有形成生態化教學，要想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就要構建一個生態化教學環境。

要改變教學理念，使學生成為教學的主體，教師只是輔助。每個學生都有不同的生態位，每個生態位都有一定的優勢，教師要創造一個和諧、自由的教學環境，促進每個學生的自身發展。英語教學應注重個體差異，提倡師生平等，鼓勵教學多元化和創造性的“生態化”的教學，教師在備課前要充分了解學生的需求，將切合學生實際生活和學生感興趣的話題融入到教學內容中，在教學過程中，多設計一些有競爭性的或者多數學生可以參與的教學活動，以激發學生主動參與課堂的積極性。

由于師資、教學資源等的限制，高職英語大班教學的現實在短時期內很難改變，大班教學仍然是我國高職英語教學目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所采用的主要的教學形式。這就要求教師發揮主觀能動性，取代單獨提問，多設計一些小組活動，在課上盡量讓每一名學生都能參與進來。另外，針對學生英語基礎參差不齊的情況，教師可以在心里進行一個分層教學，制定不同的教學要求和教學目標，讓每個學生都能在課上獲得成就感。進行差異教學，根據學生的不同興趣，設置多種選修課供學生選擇，創建分層次的英語課程班和個性化學習方案，保障學生學有所得，學有所用。

轉變評價觀念，生態化高職教學的教學評價內容，不僅要關注學生的學習結果，還應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既要注重整體，又要關注個體;既要關注教師的教學態度、教學方法，還要關注教師的教學組織和日常教學過程。要把評價的重點放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上，著眼于學生的發展趨勢，重視學生的自我評價，自我評價有利于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態度，認識到自己的進步與不足，還能讓教師更準確地把握學生的學習需求，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學評價是英語課堂的重要環節，一個全面位和多角度的評價體系對于構建生態化的高職英語教學環境是至關重要的。

總之，要構建生態化教學環境，就要符合教學過程中“人與人、人與環境和諧發展”的教育生態學觀點，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主動性，使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相互適應，教學目的與教學評價相互順同，這樣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更重要的是構建了良好的生態化教學環境，可以促進學生可持續學習的能力，使其得到更大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任凱，白燕.教育生態學[M].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

[2]昊鼎福，諸文蔚.教育生態學[M].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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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整體性治理 城市生態環境治理 整合策略

一、整體性治理理論

1、定義

整體性治理理論是目前在西方最為推行和前沿的治理理論，希克斯在其著作《邁向整體性治理》（2002）中將整體性治理理論定義為政府機構之間在充分溝通與合作的條件下，達到有效的協調與整合，使得彼此的政策目標能夠連續一致，政策的執行手段能夠相互配合，創造相互強化的效果，達到沒有間隙的合作治理。波利特在其發表的《聯合性政府》一文中認為整體性治理是一種通過橫向和縱向協調的思想與行動來實現預期利益的政府治理范式。簡言之，整體性治理理論是以政府內部各層級機構、部門的整體性運行為出發點，強調預防、公民需求和結果導向，充分重視信息技術在治理當中的重大作用，通過在政策、規章、服務和監督四個方面的層級整合、功能整合、公私部門整合，達到整體性的治理效果，為公民提供一站式無縫隙的單一窗口服務的新興治理理論。

2、問題指向

碎片化與棘手性是整體性治理理論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兩個問題。希克斯認為，以往根據功能將政府劃分成了各個部門，部門之間呈現高度分化的狀態，以至于難以有效地解決越來越復雜的民生問題，整體性治理則是要解決這一問題。他認為，整體性治理所指的碎片化是“專家之間因為缺乏協調所導致的結果”；“碎片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它有無數種問題的來源，必須在完善設計的整體性治理當中才能準確的知道它的由來”。韓保中則認為“碎片化是指不同功能及專業的機關間，缺乏溝通、合作與團結，導致各自為政的局面，無法有效處理共同的跨界議題，造成政府機關個別或整體政策目標執行時的失敗”。棘手性是整體性治理的一個挑戰方向。希克斯指出“人民有許多聯合性的難題（Joined-up problems）……，這些難題并不是按照專業、功能或機構的邊界發生的”，“解決跨部門邊界（Boundries）的復雜難題，需要新的途徑”，“棘手性是指許多民生問題跨越了數個部門的邊界，導致很難以單獨的某個部門獨自解決的情形”。按照他的理解，棘手性的問題是跨越部門邊界的、是具有聯合性質的不能以單一部門的力量解決的，因而整體性治理需要以此來作為努力的方向，找到解決這些棘手性問題的對策。

3、核心概念

（1）目標與手段相互增強。希克斯認為單純的跨界合作并不能構成整體性治理，要分辨一個政府的管理形態是否為整體性政府需要從目標和手段兩個維度之間的相互關系程度來判斷。他以組織機構的政策目標和手段是否相互增益將政府的治理形態分為漸進式政府、領主式政府、整體性政府、碎片化政府和協同型政府五種，而整體性政府要求的則是達到目標與手段相互增強的效果。

（2）信任與責任。希克斯認為在政府組織之間建立信任是整體性治理所需要的關鍵性整合，沒有信任的相互合作和協調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即使成為現實也是不會長久的。因此，建立信任的相互關系對于構建整體性治理戰略非常關鍵。同時，希克斯認為責任感是整體性治理當中最重要的，這里的責任感包括了誠實、效率以及有效性（或項目責任）三個方面的內容。誠實主要是指在涉及公款使用的時候應當遵守規矩；效率主要涉及在提供公共服務時，政策輸入和輸出之間的關系；有效性（或項目責任）指的是行政人員應對其行政行為負責。

（3）信息技術。信息技術是整體性治理理論的重要治理工具，也是整體性治理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其快速發展為整體性治理的實現奠定了基礎。鄧利維認為，數字時代的治理核心在于強調服務的重新整合，整體的、協同的決策方式以及電子行政運作廣泛的數字化。因此，整體性治理理論把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作為治理的手段，整合不同的網絡支撐技術、網絡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簡化基礎性的網絡程度和步驟，從整體性目的出發，力求建立一個統一、標準的信息平臺，簡化政府治理的程序，實現輕松快捷、資源共享的在線治理模式。

（4）協調整合。希克斯將整體性治理中的整合分為兩個維度進行了闡釋，一個是政府的組織構架與形態，一個是政府運作。在政府的組織構架與形態上的整合包含治理層級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以及公私部門的整合三個方面，治理層級的整合是指國際與國家層級的整合、中央與地方層級的整合等階梯式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是指將具有不同功能的各部門進行整合；公私部門整合是指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非營利性組織進行整合。在政府運作層面則包含了政策、規章、服務和監督四個方面的整合，政策整合主要包括政策制定、政策內容、政策評估以及政策過程的整合；規章整合是指有關個人的規章制度與公共部門的規章制度、私人部門的規章制度中的內容的整合；服務整合是指將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公共產品、供給方式以及產生的影響進行整合；監督整合則是對政策整合、規章整合、服務整合三方面的科學評估。

二、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現狀

1、整體性治理視角下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存在的問題

（1）存在政府部門之間合作不足的現象。政府部門之間合作不足主要是由于各部門、各層級之間的條塊分割所導致的。部門間條塊分割導致的合作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行政職能上的重疊，導致資源浪費；二是行政行為上的互相推諉，導致治理效率低下。行政職能上的重疊主要表現在各部門分別對自己所轄范圍內的行政事務負責，這樣就容易出現因為相互之間的信息溝通不足導致政出多門的情況；同時，不同的部門彼此之間可能目標沖突、數據不一致、標準不一，多重管理和執法最終導致人力、財力資源的雙重浪費。行政行為上的相互推諉在那些職能重疊、邊界模糊的行政問題上屢見不鮮，“遇到好管的事，都爭著管；遇到有財政資金分配支持的事，都搶著要”，遇到難管的事則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終導致行政效率低、信任度缺失。

（2）存在公眾及其他治理主體參與不足的現象。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主體包括政府、公民、企業、環境NGO等，但是由于各種體制內和體制外因素的影響，公民、企業、環境NGO等民間治理主體在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中的參與程度不高、作用不明顯。我國獲得環境標志認證的企業數量相對于我國龐大的企業基數來說偏少，參與渠道受限、專業人員不足、活動經費有限等才是我國環保NGO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中作用受限的主要因素，公民的“搭便車”思想也限制了其作為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主體的積極性。

（3）存在信息閉塞的現象。我國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問題上，信息不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導致的信息閉塞；二是電子政府服務系統建立不夠完善導致的信息閉塞。“環境中污染物成分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對檢測設備的技術要求愈來愈高，而多數環保部門現有的監理儀器裝備嚴重匱乏、陳舊落后、檔次低、品種少。基層環保部門情況更糟，以至于不能及時出數據；有些需要監測的項目，無能力監測，只好放棄”。網絡技術的運用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上面也顯得非常欠缺，2013年環境統計年報數據顯示，我國環保系統機構總數達14257個，其中國家級機構45個，省級400個，地市級2252個，縣級環保機構8866個，鄉鎮環保機構2694個，但是這些機構多數都沒有自己獨立的網站，有獨立網站的也很少更新。

2、整體性治理視角下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問題產生的原因

（1）政府的自利性特征。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學派將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納入了“經濟人”的假設，認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具有自利性的取向，他們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當公共利益與他們自身的利益相沖突時，他們更多選擇的是自身利益。我國目前官員考核選拔的重要衡量標準是GDP，即使還有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考核指標，但GDP在其中還是占據著主要位置，這就容易導致地方政府、官員為了促進本轄區的經濟增長，不惜以破壞環境和自然資源為代價，降低環境準入的標準，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引進來，對他們的污染破壞行為睜只眼閉只眼，甚至干擾環境部門執法。

（2）制度建設滯后。在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中，制度建設的落后可以簡單概括為法律法規制定的滯后性和模糊性以及組織管理模式的不合理兩個方面。首先，我國在環境治理上的研究起步較晚，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和完善，法律數量和所涉及的范圍相較于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所面臨問題的難度和寬度還是有所不足，導致一些環保問題無法可依、模棱兩可。其次，我國現行環保法律法規對于跨地域性的生態問題規定多個治理主體，但是沒有細化主體之間的職責和義務，導致在執法的過程中無所適從，自由裁量。同時，我國目前實行的政府直控式的管理模式使環保部門工作的開展受限，成為制約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發展的重要因素。

（3）社會環保意識不高。從整體性治理視角而言，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與義務，企業、公眾、非營利組織更是踐行環保政策、環保行為的直接主體。但是目前的狀況是全民無法做到共同參與、共同治理，無論是民眾、企業還是非營利組織環保意識不足，參與度不夠。公眾雖然重視環保，但是落到實處的行動還是非常有限；企業追求利益，不惜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環保NGO很多掛靠在行政機構之下，行政色彩濃厚，在資金、人員等方面缺乏獨立性，大多數心有余而力不足。

（4）技術支撐不足。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是一個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執行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才能高效運行的系統，掌握信息、處理信息對這個系統的正常運轉有著很大的作用。首先，環境信息的獲取需要更為先進的監測裝備和更多的專業知識，但是我國目前在監測裝備上的先進程度與西方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的距離，由于購買裝備的費用過高，很多政府部門都不愿自己掏腰包去完善監測系統。其次，有很多的政府網站缺乏有關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通報，即使是專門的環保部門網站數據也沒有及時更新，網絡技術的運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三、我國城市生態環境的整體性治理策略

1、構建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中政府組織與形態的整合策略

（1）加強治理功能的整合。整體性治理所強調的治理功能的整合主要是指“機關內功能之整合，如行政院之各部委，或功能性機關間的整合，如健保與社福功能之整合”。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功能的整合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入手：首先，強化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目標，大力宣傳“生態城市”的理念，嚴格執行綠色GDP制度，將城市生態環境的治理轉變為每一個部門、每一位公務人員的切身責任。其次，構建區域環境綜合管理體系，目前在我國實行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大部門治理方式（即大部制）還不具備成熟的條件，因此構建我國“區域環境綜合管理體系”，將區域內各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協調整合起來，就有可能成為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突破口。最后，建立協調議事機構，由于涉及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政府部門有很多且同屬于一個級別，因此設立一個較高級別的協調議事機構對于推動全國城市的生態環境治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加強治理層級的整合。行政層級的整合意味著減少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中的治理層級，創建扁平化的行政組織結構模式，扁平化的組織機構有利于增強信息共享、加強各部門各層級的橫向聯系、縮短決策層與執行層之間的距離，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方面加強治理層級的整合可以通過“省部合作”、“市區共治”、“市縣共治”、“友好城市”來實現。“部省合作”是近年來不斷見諸報道的跨越層級鴻溝、實現互不隸屬的政府部門之間直接銜接向等級間協商轉變的很好體現。因此，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方面我們也可以借鑒這種模式，實現治理層級的整合。發展“市縣共治”、“市區共治”有利于減小市級行政部門的壓力，調動縣一級和社區等相關部門治理環境問題的積極性，市級政府運用政策引導、財政補貼、先進獎勵、大力宣傳等工具，運用經濟杠桿與分級統籌、合作參與的形式，推動縣級和社區積極參與城市生態環境的治理和建設。“友好城市”是促進國際間城市交流的重要方式，目前其主要涉及文化、經貿、教育等方面，若將其擴展到城市生態環境治理領域，將是拓寬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合作渠道的重要途徑，也是打破國際與國內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層級的重要方式。

（3）加強與私營部門及非營利組織的合作。由于城市生態環境的復雜性和公共部門作為治理主體存在的各種缺陷，公私合作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問題上就顯得尤為重要。公私合作不僅要求在公私之間建立良好的信任機制和順暢的參與機制，還要求在私人參與治理城市生態環境時政府相關部門提供法律和政策以及資金的支持，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問題上的公私合作可以從實行合同能源管理、采用美國E.S薩瓦斯提出的BOT與TOT模式、大力推廣清潔發展機制（CDM）等與私營產業合作的整合策略出發，大力培育環保NGO，拓寬其參與治理城市生態環境的渠道，走出一條“政產學研聯盟”一體化的城市生態環境治理道路。

2、構建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中政府運作層面的整合策略

（1）加強政策的整合。政策的整合是希克斯關于整體性治理理論的關鍵活動之一，為了實現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政策上的整合目標，我們要保持有關環保政策的連續性和一貫性，以高效的管理和執行，提供給國民更好服務質量的治理，從而達到預防和治療的效果。在我國的具體實踐當中，我們要在環境管理政策、環境經濟政策、環境技術政策和環境保護產業政策四個方面下工夫，以生態城市建設為中心，把握好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經濟發展好與快的關系、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關系等。

（2）加強規章的整合。規章可以分為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國務院組成部門以部長令形式的是國務院部門規章，地方政府以政令形式的是地方政府規章。要將以上類似的規章制度形成一股治理城市生態環境的合力，就必須要對其進行整合，構建一個整體性的規章制度框架。首先，在國家層面上理清各部委的相關職責，以免出現規章重復、多頭執法的現象。其次，在地方層面必須嚴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制定本地方相應的規章制度，與中央層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以公共利益為目標，規避地方政府自利性的特質。再次，建立和健全監督機制，進一步強化現有的區域環境保護督查機構，增強其協調處理跨行政區域污染防治的職能。

（3）加強服務的整合。整體性治理理論中服務的整合，指的是對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內容、供給方式以及其產生影響的整合，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政府提供和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相結合的積極作用，鼓勵市場主體參與到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中來，形成以政府為主導、市場活躍、非營利組織積極參與的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公共服務和產品提供模式，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質量。

（4）加強監督的整合。首先，構建完善的績效考核機制。在政府方面，以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科技進步、資源消耗和利用以及生態環境治理作為考核指標，建立起一個“政績指標”和“綠色指標”相統一的績效考核體系；在市場方面，提高行業進入門檻，加大環境污染的懲罰力度，以企業污染物排放量和是否破壞城市生態環境作為考核標準，決定是否強行關閉該企業；在公民個人方面，可以建立環保獎懲機制，促使公民在日常行為中自覺遵守環保政策。其次，完善環境監督體制。加大環境信息公開的力度，通過立法構建公眾參與環境監督的方式，構建多元主體的環境治理監督體制。

3、構建一體化的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信息系統

（1）改造和整合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信息資源系統。制定《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信息集中報送管理辦法》，在政府網站上設立當地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專欄，按照分類、及時、雙向、集中的原則采集和反饋有關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和治理的政策、制度、節能、排污等實時情報。

（2）建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信息公開、共建和共享機制。制定相關法律制度，及時公開相關企業的能耗與排污情況、污染布局以及環境評價的相關信息，促進信息共享，形成環境治理的數據信息網絡。

（3）通過信息流與服務再造，力爭向“一站式”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信息系統靠攏，實現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一體化。采取網上辦公服務的方式，將事前審批、環境評估、稅費繳納等涉及不同部門的對接活動聯合起來，轉變傳統串聯審批的方式為并聯審批，實行一次性告知服務，實現“一站式”的服務目標。為了實現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一體化，可以在環境治理數據信息網絡的基礎上，收集和傳遞由各省市提供的各種生態環境治理信息，實現與各級城市生態環境管理部門及環保科研部門的局域網相連，通過網絡將國家級、省部級和地市級的環境治理信息系統相連，促進不同區域間的信息交流，實現數據資源共享，及時了解全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具體情況，為科學決策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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