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1 09:57:55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環境保護調查背景,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工業化一方面使人類有能力大規模地開發自然資源,另一方面又引發了諸多環境問題。市場經濟也在加劇環境惡化,因為自然環境和資源是開放獲取的、無所有權的,它的“零”價格使之很容易被過度使用以致枯竭[1],因此環境問題變得愈加嚴峻。
旅游業曾經被認為是綠色產業,它賦予高山、河流、森林和生物多樣性以經濟價值,是環境的“保護者”。但學者發現,發展旅游對當地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其中最明顯、最直接的就是環境問題。旅游學者對于如何降低旅游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眾說紛紜,但都達成共識:社區居民應該參與解決環境問題。
1.旅游社區參與
作為當地環境的所有者,社區居民在旅游發展中的有效參與關系著社區旅游發展的成敗,所以“要在社區內開展旅游業,傳統產業的東道主必須成為自愿的合作者”[2]。同樣,社區居民參與環境保護是保護當地環境的決定性因素。目前,國內外都在積極探索建立旅游社區的環境保護模式。
隨著旅游的深入發展,社區內部的人口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包括經濟地位、社會心理、權責分配等方面。這些因素導致了社區內不同群體環境保護中有著不同的參與意識和行為方式,即使在同一個旅游社區中,環境保護參與機制也不能一概而論。因此本文將以巴馬旅游社區為對象,從環境保護意識、參與方式和動力因素三個方面分析不同群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差異。
巴馬是“世界第五大長壽之鄉”,它的長壽秘密歸功于當地獨特地理和氣候、陽光、空氣和磁場、土壤和水資源。通過發展旅游業,巴馬從以往的貧困縣變成了熱點地區,但環境問題也隨之而來:游客消耗了當地獨特的自然資源;大規模的建設造成了森林、河流的退化,也降低了空氣中的濕度和負氧離子的濃度;部分當地居民率先參與到旅游經營中,社區內出現了貧富差距、利益分配不均等矛盾……因此,分析巴馬旅游社區居民環境保護的參與狀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2.材料和方法
2.1 材料
調查組于2013年4月在巴馬坡月鎮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坡月位于盤陽河沿岸,毗鄰百魔洞景區,是巴馬主要的旅游地之一。此次調查共發放了 15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2份。回答者為當地的居民,年齡跨度從青少年到老年人,其中大多為中青年(15-59歲之間,占69.6%);男性居多,占60.8%;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中小學學歷為主。另外,有35.3%的被調查者在當地從事旅游經營,如旅游餐飲、賓館、旅游商品、景區等,旅游經營的企業性質涵蓋了個體、集體或合伙、外來企業及政府性質。
2.2 方法
經過實地調查發現,政府和外來企業在旅游發展中占有絕對優勢,集體或合伙企業在利益分配和決策中有一定的影響力,而旅游個體經營者和未參與旅游經營者較少或者沒有與參與當地旅游發展。因此,綜合經濟、決策能力、規模等因素,本文定義以旅游企業性質為基礎的參與程度由高到低為:政府>外來企業>集體或合伙企業>個體>未參與。
交叉分析法又稱立體分析法,是在縱向分析法和橫向分析法的基礎上,從交叉、立體的角度出發,由淺入深、由低級到高級的一種分析方法。本文將采用交叉分析法分析不同企業性質背景的居民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差異。
3.社區居民對環境狀況的滿意度
在“對旅游發展中的環境狀況滿意度”一題中,采用李克特5點量表進行測評,再對比以往的相關研究,發現近六年來當地居民對環境的滿意程度呈下降趨勢:4.0(2009年[3])3.88(2011年[3])3.18(2013年)。他們的不滿主要反映在對環境破壞(47.1%)、噪音污染(29.4%)等問題上。59.2%的居民表示反對污染環境的企業進駐村里,如果政府引進一個項目,可以給村民們帶來豐厚的收益,但是會污染水源和環境,58.33%的村民表示不同意,不利于當地的長遠發展。由此可見,大部分村民已經意識到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重視當地的長遠發展。
4.環境保護的參與差異
4.1 參與意識的差異
由表4-1可知,總體而言,在巴馬旅游發展中,居民認知的決策能力由大到小依次為:政府>外來企業>居民>旅游者,環境問題的責任由大到小依次為:政府>外來企業>旅游者>居民。
在問及“旅游發展中的決策者”時,無論是否從事旅游經營還是參與何種旅游經營的被調查者都表示“政府”是最主要的決策者,其次是“外來企業”。隨著參與旅游發展的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和外來企業決策權的認知程度就越高(不同參與者認為“政府”和“外來企業”是決策者的比例:未參與(828%,406%)<個體(931%,310%)<政府(100%,0)≦合伙或集體(100%,50%))。來自合伙或集體、外來投資和政府性質旅游企業的被調查者忽略了居民和旅游者在當地旅游發展中的決策權。此外,個體經營者對于自己在社區中的決策權認知程度不高,但仍認為其決策權應該在旅游者之上。
相應地,在“環境問題的負責者”一題中,參與程度越高,認為“政府”應該承擔環境保護責任的人數越多(不同參與者認為“政府”是環境保護責任人的比例:未參與(859%)<個體(862%)<合伙或集體(100%)=外來投資(100%)),但從事政府性質旅游企業的居民則對“政府是環境保護責任者”的認可不高(50%),他們認為“外來企業”應該承擔更多的環境保護責任(100%)。此外,個體經營者對于自己在環境保護中的責任感較低,認為其責任低于旅游者。
總之,政府和外來企業被認為是旅游發展中的主要決策者和環境問題的責任者;隨著參與程度的提高,這種認識也更為集中;但個體經營者和政府背景的旅游從業者在權利感和責任感上存在著不對稱的現象。
4.2 參與方式的差異
盡管不同企業背景的被調查者在參與意識上存在差異,但當地居民已經具有一定的環境保護意識。在此基礎上,表4-2反映了當地居民對待有環境問題的發展項目的應對方式,包括了個體行動(在項目實施過程中不配合)、集體行動(集體向政府、企業抗議)、有組織行動(選代表分別和政府、企業談判)以及其他。整體而言,當地居民偏向于有組織行動(對政府談判667%,對企業談判占421%),其次是個體行動(368%)、集體行動(351%)以及其他(123%)。隨著參與程度的提高,環境保護的參與方式由分散向集中轉化。未參與旅游經營的居民和旅游個體經營者表現出更強的個人主義,分別有306%和 40%選擇了在項目中不配合,這種個人主義的反應方式在其他企業性質背景的被調查者中未見。旅游集體或合伙經營者和外來旅游企業從業者的集體行動和有組織行動傾向比較明顯,而且更偏向于有組織行動中的“與政府談判”。對于政府背景的旅游經營者而言,其參與方式一致認為應該選取代表向企業談判。表2表明,隨著參與程度的提高,參與環境保護的行為從個體行為轉向集體或有組織行為。
4.3 參與動力的差異
通常認為,經濟利益通常能有效地激發當地人自發的保護環境。但如果單一的運用經濟手段,環境反而可能被破壞。因為經濟刺激可能會引發當地人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貪欲,他們就無限制地接待游客,忽略環境承載能力;同時,經濟利益刺激了當地對勞動力、技術和資本的購買能力,而這會大大擴大自然資源的消耗[4]。因此,當地居民的全方位參與才能真正保護環境,其中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參與是保護環境的關鍵[5]。在考察當地居民參與環境保護的動力因素中時,假設給予當地居民經濟利益、管理權和所有權,調查居民參與意愿與這三因素的關系,結果如表4-3所示。
總體上來說,居民參與環境保護意愿的動力因素排序為:經濟利益(89.5%)>所有權(46.3%)>管理權(22.1%)。在經濟利益方面,所有被調查者的環境保護參與意愿與經濟利益呈正相關,即參與程度越高,經濟利益對保護意愿的刺激越明顯。如果提高管理權,未參加旅游經營者、旅游個體經營者以及政府性質的旅游從業者的保護意愿會提高,其中政府背景的被調查者的意愿提高更加明顯,而集體或合伙經營者以及外來企業者的保護意愿對于管理權并不敏感。合伙或集體經營者的環境保護意愿完全與所有權相關,只有少于一半的政府性質、未參與旅游經營以及個體被調查者認為所有權會提高他們的保護意愿,外來企業的保護意愿對所有權的反應度最低。總之,目前當地居民保護環境意愿的刺激因素以經濟利益為主,政府性質的旅游從業者和旅游合伙或集體經營者分別在管理權和所有權提提高的基礎上,會提高環境保護意愿。
5.結論和建議
5.1 結論
在巴馬旅游社區的案例中,隨著旅游的深入發展,近年來居民對環境的滿意度在降低;政府和外來企業被認為是旅游發展中的主要決策者和環境問題的責任者;隨著參與程度的提高,參與環境保護的行為從個體行為轉向集體或有組織行為;在環境保護意愿的動力因素方面,目前經濟利益是主要刺激因素,政府性質的旅游從業者和旅游合伙或集體經營者相對比較重視管理權和所有權因素。
5.2 建議
(1)提高當地居民的主人翁意識。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當地居民的權利和責任意識較為薄弱,在旅游發展決策和環境問題解決中過度依賴政府和外來企業。因此需要加大環境政策的宣傳,加強居民知識文化的培訓,提高居民的公民意識。
(2)協助居民建立自組織。在面對有環境問題的旅游項目時,盡管隨著參與程度的提高,當地居民的應對方式已經表現出一定的組織化趨勢,但廣大的未參與旅游經營者和旅游個體經營者仍然較多地停留在個體行為,單純的采取不配合或漠視的態度。因此,應該協助居民自發形成自組織,有效的與其他利益相關者溝通。
(3)對待不同參與程度的居民,分別給予相應的經濟利益、管理權和所有權。在整個旅游社區中,應提高當地居民的經濟利益分配份額,加強政府背景旅游從業者的管理權,給予旅游合伙或集體經營者更多的所有權。通過這種方式,來提高居民自覺參與環境保護的意愿。
關鍵詞:環境意識 環境教育 大學生
1引言
環境意識是指人們在認識環境狀況和了解環保規則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而產生的參與環境保護的自覺性、積極性,是人類意識進化的新表現形式,最終體現在保護環境的行為上。公眾環境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社會道德水準和現代文明程度。
目前,針對海南省普通高校在校大學生開展的環境意識調查較少。高校環境教育成效直接影響大學生環境意識水平。大學生作為高素質人才,其環境意識如何對我國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具有重要影響。海南省建設國際旅游島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對海南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海南生態省建設和國際旅游島建設背景下,樹立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的理念具有重要意義。筆者曾于2003年對海南省大學生的環境意識進行過調查分析,結果表明環境意識水平為中等,主要停留在中綠層,環境教育的實效性較差。鑒于此,本文選擇海南省普通高校海南大學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大學生的環境意識進行調查分析,旨在了解目前海南省大學生的環境意識現狀、變化及其特點,為進一步改善海南省高校環保宣傳教育工作提供依據。
2研究方法
2.1調查時間與對象
此次調查集中在2015年3月2日至17日進行。本研究采用分層隨機整體抽樣法。海南大學是海南省唯一的211重點大學,學生數量多,專業門類齊全,因此調查對象選擇海南大學在校本科大學生。對象盡量覆蓋多個專業和不同年級,男女生比例基本接近1:1。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550份,回收542份,回收率98.5%;其中有效問卷528份,有效率96.0%。
2.2調查方法
主要采取無記名問卷的方式進行抽樣調查,輔以訪問調查及座談交流。調查問卷的設計包括內容設計和答題方式設計。調查問卷的內容根據環境教育的內容,主要從環保知識、環境保護態度和預期行為等方面編制了26個題目,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反射環境意識水平。調查問卷的答題方式包括單選和多選兩種,采取5分制。
2.3數據處理與結果解釋
應用國際通用SAS軟件和微軟EXCEL軟件進行處理。結果解釋以統計結果為依據,以訪談、與專家討論等方式進行。
3結果與討論
3.1環境認知狀況
3.1.1整體狀況分析
環境意識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受訪人的環保知識水平。在問卷設計時,環境保護相關知識包括環境保護基本概念與常識、環保組織與活動、環保法規制度以及海南生態省建設、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低碳省建設等內容,分值累計11分。統計分析表明,總體得分最大值為11分,最小值為3分,平均值為8.3,得分變化的標準差為2.19。
得分低(3-6)、中等(7-9)、和高(10-11)所占比例分別為9.5%、63.4%和27.1%,表明目前海南省大學生對環境保護相關知識的掌握仍顯缺乏。
從答題正確率來看,大學生對日常生活中接觸較多的環境知識較為了解,而對生態環境問題及法律法規等了解較少。環境意識分為三個層次:淺綠層(關注環境衛生綠化等身邊的具體事);中綠層(關注環境污染、噪音污染等惡化環境因素的解決);深綠層(側重于水資源問題、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樣性等生態環境問題)。按此標準定位,海南省大學生環境問題認知水平處于中綠層。
筆者曾于2003年對華南熱帶農業大學(該校已于2007年與原海南大學合并)在校生環境意識進行調查,結果表明人均得分僅為6.8,環境認知水平處于中綠層。此次調查的得分明顯高于十二年前,表明環境教育取得一定成效,學生對環境保護意識有所加強。
3.1.2環境意識水平的差異分析
為了解海南省大學生環境意識水平的差異,在a=0.0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調查數據進行了顯著性分析,包括不同學科類型、不同學歷層次或年級和不同性別等的顯著性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性別學生之間的環境知識水平差異不顯著;高年級本科生的環境知識水平顯著高于低年級本科生;文學和農學、理工學、管理學等學科間差異達顯著水平。這說明,在海南省高校開展的環境教育對于促進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和認知水平有積極作用,但也反映出不同學科間存在著不均衡性。
3.2環境態度和預期行為
大學生的環境態度總體表現為積極、樂觀、負責。調查表明,多數學生在環境保護方面具有正確的價值觀和認知。與2003年的調查相比,情況有所改善,但環境教育效果仍有待加強。例如,在談及處理海南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時,贊成“先污染后治理”發展模式的比例由3.6%下降為0.9%,這體現出大學生對環境資源價值與環境保護理念的認同。但從調查中也發現,大學生對實踐環境保護行為方面的自律性較差,不利于環保的生活習慣仍普遍存在。如有81.2%的學生認為不應該使用一次性筷子,但98.4%的學生在調查前3個月內使用過。95.2%的學生認為不應該在海灘上燒烤和亂扔垃圾,但高年級的大學生中93.9%的學生曾經1次以上在海灘上燒烤,主動清理垃圾的僅占75%。84.3%的學生曾經為了抄近路從校園草坪上走過,這個比例遠高于2003年調查中63.3%的比例。以上說明,學生的環境價值觀仍不穩定,易受外界因素條件影響,因此,如何培養并鞏固學生的環境價值觀,是海南省高校環境教育所面臨的艱巨任務。另外,除自律性有待加強外,大學生在制止他人破壞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方面的態度欠積極。如外出就餐食用保護動物時,80%的學生回答不會食用,比2003年的調查結果有所提高,但多數學生表示不會干涉他人食用。
從統計分析來看,法學、農學學生的環境態度及預期行為表現較好,與其他學科大學生之間差異達顯著水平。女生的環境態度及預期行為表現明顯優于男生。高年級學生得分優于低年級學生,表明環境教育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3對環境的觀察、對環境教育和活動的參與態度
筆者在本次調查中發現,多數受訪者已認識到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也自知環境保護知識的欠缺。電視、廣播和學校教育等仍是大學生的主要環保信息來源。與2003年調查相比,網絡是當前大學生信息來源的重要途徑。因此,如何在環境教育上推進“互聯網+”行動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另外,多數大學生愿意參與“地球日”“環境日”等宣傳活動,但是實際參與率僅51%,低于2003年的調查水平。這一方面表明,社團組織及相關部門的宣傳力度不夠,也反映出學生的參與意識不足。
4環境教育路徑選擇
4.1分層次開展大學生環境教育
通過定期開展環境意識調查與訪談,深入了解不同專業、不同年級和不同層次的在校學生(含本科生、研究生)的環境意識水平及其需求。應分層次地有針對性地開展環境教育工作。如不同專業學生應結合專業特點,將環境類知識從不同學科進行滲透。環境保護在農、工、理、法、文和管理等各學科均有交叉。在不同年級應由淺入深地將環境保護理念逐漸引導至專業教學中。環境教育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工作,很難有一整套通用的手段或模式。只有將對象合理的分類,然后分階段地開展環境教育工作,才可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4.2多渠道開展大學生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應更多的走出課堂,深入社會,在生活中教育,在教育中提高。筆者多年的實踐表明,環境教育很難通過傳統課堂理論講授取得好的效果。在進行海岸帶退化、紅樹林生物多樣性保護、水體富營養化等專題教育時,應盡可能讓學生參與環境實踐并積極創造條件,讓學生能夠身臨其境親自感受,會極大激發大學生的環境保護熱情,并使相關環境知識掌握得更加牢固。對于很難親臨現場或大尺度的生態環境問題,可以通過視頻等方式讓學生先思考再討論。如在討論資源、環境及經濟協調發展主題時,可結合《可可西里》等影片開展等系列討論;在討論全球氣候變化主題時,可結合《后天》等影片開展討論。
另外,可將非環境類專業環境類課程設置成專題講座,改變傳統的章節式教學模式。這樣可將一門理論課程由多名教師共同承擔。環境保護知識由于涉及面廣,專業教師亦各有所長。由每個老師講授一個專題,可以保證環境教育的實效性。
4.3有特色開展大學生環境教育
在“互聯網+”背景下,應充分利用網絡、多媒體等資源,激發大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熱情。海南省的高校應充分利用區域氣候和環境特點,在冬季邀請國內外環境領域的知名專家來校授課,讓學生享受更多的優秀教育資源,分享更多的環境保護理念與研究成果。另外,還可將環境教育與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緊密結合,在形勢政策、法律基礎、創業創新教育等課程中開展相應的專題,這樣環境教育普及率將大大提高。筆者在多年的環保協會指導過程中發現,環境保護類社團組織是開展環境教育的重要載體。應充分發揮社團的作用,營造積極的環境保護宣傳和活動氛圍,開展各類環境論壇或環境主題活動(如綠色營等),亦能取得較好的環境教育成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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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文娣,王會,王瑾芳,周萌,徐福留. 北京市大學生環境意識調查與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4,14(1):130-134.
【關鍵詞】高校 環境保護 志愿者 管理方法 研究
一、環境保護志愿者發展現狀
當前大學生環境保護志愿者活動的發展已經興起,很多大學生志愿者利用自身的時間、知識和技能參與到保護自然、減少排放、推廣節約等環境保護活動中。在社會建設與發展中方方面面的環境問題里提供無償的志愿服務,為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身為新一代有思想的知識青年,大學生正積極投身于環保事業,他們在校園中、社會上廣泛的開展了植樹造林、沙漠治理、水污染整治、清除白色垃圾、清除非法張貼物、回收廢舊電池、保護動物等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環保志愿服務活動,對破壞環境的現象深入調查,呼吁更多的人愛護和保護環境。
二、大學生志愿者服務活動依然存在著一些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1)高校大學生志愿者團隊的內部管理不夠規范,體制也不夠完善。高校大學生志愿者團隊自身發展仍然缺乏有效的、科學的、可持續的管理制度,往往是因人而定,志愿團隊的幾個核心成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團隊的整體方向和活動方案等。但是由于大學生自身的流動性較大,核心成員的流動直接導致團隊素質的忽高忽低,團隊活動質量的時好時壞。
(2)制約環境保護志愿團隊發展的因素。環境保護志愿者團隊不同于一般性的志愿團隊,要求志愿者本身具有一定的環境保護專業知識,同時其志愿活動的內容也較為特殊,比如中國環境管理干部學院志愿者進行的“走水”活動,即對一定區域內流動水源的污染情況調查,包括污水排放口得尋找與統計,這種活動性質在無形中影響了排污者的利益,這不同于其它單純提供服務或向社會進行呼吁與宣傳的志愿活動。這些主觀與客觀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環境保護志愿團隊的發展和壯大。
(3)組織的志愿服務活動形式較為單一,缺乏應有的內涵沒有發揮大學生的專業特長。目前環境保護志愿活動內容還比較單一,主要集中在污染的尋源、環境保護知識的宣傳等內容,活動缺乏連續性,難成體系。
(4)大學生全體面向社會的宣傳效應不足。志愿活動宣傳難以走出校園與社會接軌、校園內外對大學生環境保護志愿服務活動的形式不能形成統一的認識,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志愿活動的有效開展。
(5)經費支持來源渠道較少。大學生志愿者團隊的經費主要來源于學校支持,自籌經費存在較大困難。
三、研究與思考
通過對筆者所在院校環境保護志愿者得調查與研究發現,前文所述不足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時,有些不足可以通過一些對應的調整措施而得到彌補,也有些單靠高校內部難以完善的不足則需要社會的支持。
(1)制度體系建設,保持團隊運行的穩定性。環境保護志愿者組織應改變以往“人治”形態,建立團隊運行的規章制度,組織活動的實施方案,并在團隊運行和社會環境影響的雙重尺度下不斷進行修正和完善,讓好的方法和思路在制度體系內得以積累、升華,讓制度的缺陷在一次次調整下不斷完善。這樣無論人員如何流動,都能保證志愿團隊的持續進步,慢慢就會形成一種“團隊文化”得以傳承。
(2)高校自身加強對志愿團隊的技術支持和法律援助。針對上文中提到的志愿者自身素質與志愿活動性質限制其發展的問題,筆者所在院校在過去一年的志愿活動中加強了學校支持,尤其是在技術和法律援助方面。由環境科學系和環境工程系部分教師組成了技術支持,負責對團隊的志愿者進行培訓和志愿活動的指導,這保證了志愿者整體素質,而且在專業教師的指導下,活動方案也變的較為豐富,走出了原來單一的活動內容,也大大提升了學生的參與興趣,既能服務社會支持環境保護,還能學習到新的知識和思路。由法律專業教師針對志愿活動中存在的一些涉及違法違規污染排放的情況進行指導或代為處理,保障學生個人的合法權益,這種做法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志愿者在心理上的后顧之憂,有效促進其參與活動的積極性。
(3)推行鼓勵措施。為了進一步擴大志愿團隊,有效的鼓勵措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讓志愿者的付出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報和認可。例如,將活動的參與者進行記錄,在以后的學生工作中進行針對性鼓勵,比如入黨、獎學金評定、班干部選任等進行一定量得加分。同時,鼓勵并指導志愿者參加社會上一些“環境保護”相關獎勵的申報。這些鼓勵措施推行后,志愿者積極性顯得更高,團隊也更容易管理。
(4)由高校牽頭,帶領志愿者團隊走出校園,尋求社會幫助。活動經費作為物質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身為大學生的志愿者自身社會資源較少,而高校能直接提供的有限經費不能完全滿足活動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學校采取了變直接的資金支持為社會資源支持,利用學校的社會網絡資源,引薦關系企業和對口政府部門,支持志愿者自籌資金和利用國家政策支持。這種形式推行后,即有效的減輕了高校的經濟壓力,也擴大了環境保護志愿者組織的資金來源渠道和總量。利用籌集的資金舉行了更多的環境保護志愿活動,同時也提高了志愿團隊在社會的知名度和聲譽,取得了名利雙收的效果。
最后,筆者希望高校環境保護志愿者獲得更好、更快的發展,獲取更大的成就,為保護我們共同生存的環境作出貢獻。由于時間、視角等原因限制,本文的研究并不全面,不足之處,筆者以后將繼續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關鍵詞:礦產資源 生態環境 環境保護 環境恢復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3)05(a)-0084-01
查清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狀況,加強礦產資源生態環境保護和恢復治理,積極推進礦產土地復墾,有利于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協調快速發展。目前我國礦產資源的開發力度在不斷加強,而礦山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的力度卻沒有跟上,甚至遠遠落后于環境破壞的速度[1]。必須根據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現狀調查結果以及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開展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工作。
1 深入開展礦產資源生態環境調查評價
1.1 實行礦產資源生態環境調查評價制度
建立健全并實行政府主導、礦產企業配合、社會參與的生態環境調查評價制度,對礦產資源開發區域開展定期、不定期的地質環境背景、開發活動對地質環境的影響、工礦廢棄地狀況、地質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情況等調查評價工作,查清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現狀,分析存在問題及其變化趨勢,合理評價和劃分礦產資源生態環境影響區域,提出改善環境的對策建議,為因地制宜地開展礦產資源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工作提供科學依據。礦產企業要依法加強礦山地質環境調查評價,制定礦山地質環境保護、土地復墾與綜合治理方案。
1.2 建立和完善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監測體系和管理信息系統
加強礦產資源生態環境動態監測體系,特別是基層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監測機構的建設,建立重點區域和重點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立重點礦區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災害預警預報體系,及時預報信息,開發應用動態管理信息系統,形成礦產資源生態環境及其災害監測、預報、預警報告制度。
2 加強礦產資源生態環境保護的措施
把礦產資源生態環境保護作為開發礦產資源的必要條件之一。新建、改建、擴建礦產企業必須執行礦產資源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及建設用地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制度;提交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方案中應包括水土保持方案、地質災害防治方案、土地復墾實施方案,制訂礦山地質環境保護的目標、措施和資金預算,經有關部門參與的規劃論證后作為申辦礦產企業許可證的依據。制定和完善礦產建設項目地質環境影響評價的指標體系和標準,切實加強礦產建設項目地質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建設。禁止新建對地質環境產生不可恢復的、破壞性影響的礦產資源開采項目。
加強礦產資源生態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制定完善礦產資源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的技術規范和標準,引導并強制礦產企業邊開發,邊治理,預防為主,防治結合。實行礦產資源生態環境保護年度檢查制度和不定期抽查制度,生產企業應向國土資源主管部門報送反映礦產資源生態環境保護情況的年度報告,并接受監督檢查。對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要求,造成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破壞的,要依法查處,責令限期整改、達標,并按國家有關規定給予補償,逾期不能達標的,實行限產或者關閉。
2.1 新建礦產企業
必須符合礦產資源開發的環境準入條件,即必須具備經行政主管部門審批的礦山環境影響報告和礦山地質環境影響報告,并依法繳存礦山環境治理與恢復保證金。經審查,若礦產資源開采對環境影響和破壞較大或遭破壞后難以恢復治理,則實行環境一票否決制。嚴格實施“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落實礦產資源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責任制。在建設過程中,應嚴格執行“三同時”制度。不允許在禁止開采區內勘查和開采礦產資源。
2.2 改擴建礦產企業
堅持礦產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并重的原則,落實礦產企業環境保護和恢復責任制,按有關規定繳存礦山地質環境治理與恢復保證金。在改擴建過程中,應嚴格執行“三同時”制度,“三廢”排放總量應有效控制并達標排放。
2.3 生產企業
礦產企業應編制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環境保護專項規劃,落實保護和恢復責任制。礦產固體廢棄物、廢水及廢氣應按相關標準和規定處理達標后排放,對引發的地質災害應積極治理。生產中必須做到邊生產、邊恢復(治理),對治理不力、造成生態環境破壞的,應依法責令其停產整頓,直至吊銷采礦許可證。
3 礦產資源生態環境恢復治理和土地復墾
3.1 因地制宜地進行環境恢復治理
按照“誰破壞,誰恢復;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必須依法明確責任,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按期完成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環境恢復治理工作。造成地質環境破壞或引發地質災害的,應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及時處理。針對礦產資源生態環境問題的類型,依據其誘發原因的不同,有針對性地采用恢復治理措施和方法。
3.2 多渠道投資進行環境治理恢復
按照不同類型礦產資源生態環境恢復治理的責任區別對待,充分調動多元經濟成分投入環境恢復治理之中,加快環境恢復治理的進程。對于新建和生產企業,全面實施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制度。對已關閉企業,要采取有力措施,通過競爭出讓復墾土地和整治工程使用權等方式,鼓勵多元化投資進行礦山地質環境恢復治理。
3.3 積極推進礦產資源土地復墾
要建立土地復墾監管和監測制度。新建企業沒有土地復墾方案不予受理開采礦產資源申請。加強生產企業對損毀土地的復墾,實行并完善損毀土地復墾的鼓勵政策,引導和鼓勵各方力量從事土地復墾,擴大投資主體范圍,加快廢棄地的復墾。明晰復墾土地的產權,在優先安排農業利用的前提下,鼓勵多用途使用。
3.4 學習開采資源生態環境恢復治理經驗[1]
2010年全國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現場會在太原召開,會議旨在探索強化煤炭資源開發生態環境保護監管的制度與政策,學習和推廣山西在煤炭礦山資源開發中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的先進經驗,推進建立礦產資源尤其是煤炭礦產資源開發和利用中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的責任機制,進一步完善保證金制度,全面加強我國煤炭礦山和其他類型礦產資源開發中的生態保護與恢復工作。如平朔公司在資源開發的同時,不斷加大綠化復墾和環境保護力度,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綠色生態產業,建設高標準的循環經濟示范園區,加強與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多學科交叉融合、多專家聯手攻關的方式,不斷拓展和深化生態建設內容、層次,促進了綠色生態產業的發展。先后與多所院所院校共同承擔生態重建與土地資源綜合利用的多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致力研制與應用新技術、新方法,通過采取綜合開發利用復墾土地、促進失地農民就業等措施,增強了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
在開設課程之初,宜先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從而有針對性地根據學生的特點和需求設置相應的知識點,有的放矢地進行教學,有針對性地將環境保護觀念滲透到教學中,使學生能夠自覺為環境保護作出努力。調查活動一般采用問卷調查,調查問卷涉及有關環境意識的“知”和“行”兩方面內容。“知”是基本概念和知識,“行”是指行為取向和實踐,即環境教育的目標包括知識、技能和參與行動,具有很強的知識性和實踐性。以此為原則,調查問卷的設置從大學生日常生活的具體問題入手,調查大學生對環境問題的認知程度和面對實際環境問題時的行為傾向,調查結果有助于了解學生對環境問題所持有的認識與態度,明確環境教育的重點與方針,從而為大學環境教育方面的工作提供科學依據。目前,對高校大學生環保意識調查的報道得較多。如吳云影的《高校生對環境問題認識的調查》以7個系學生為對象進行環保意識的問卷調查。調查表明,大學生主要通過電視、網絡等媒體獲取環境信息,但新聞性較多,深度不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王媛等在天津大學開展的大學生環境意識調查也表明,大學生掌握了環境保護的常識性內容,但在深度性方面有所欠缺。在環境意識調查的基礎上,針對當代大學生的特點,教師可指導學生收集傳播領域的一些“熱點問題”專題資料,并深入挖掘問題發生的根源,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將課堂環保教育與學生關注的新聞熱點緊密聯系起來,既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周圍環境問題,也促使他們關心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環境問題,有助于提升學生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和知識點的掌握,使課堂教學成為學生認識和理解環境問題的有效渠道。
二、因“才”施教
由于專業背景的差異,不同專業學生的環保認識和掌握程度存在差異,如文科專業的學生在環保技術和理論方面通常較理科專業學生要弱一些。教學過程中,宜根據學生的專業背景差異而因材施教。如有調查發現,在提問“消費時是否會選擇有生態環保標志的產品”時,化學專業的學生選擇“會”的比例較高,而法學專業學生多回答“不知道”。這種差異形成的原因是文科學生對環保知識相對欠缺,不知道、不了解導致他們在實際行為選擇時,考慮經濟因素多于其他方面,從而做出錯誤的決定。在環境保護的教學中,應針對學生不同專業背景的層次性特征,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有所區別。文、理科學生都能積極關心周圍環境問題,但文科學生對環境問題的理解及行為比較感性,如在提出犧牲個人利益保護環境、重視生態校園建設等方面文科學生積極響應,而理工科學生則比較理性,善于從生活細節入手,采取實際環保活動,如理科學生在生活中能主動關電等。針對文科學生,除理論知識的傳輸外,還應指出具體可采取的行為,如人走燈滅、雙面打印、垃圾不隨手亂扔等,有利于學生通過小的舉措實現環境保護。而理科學生不同專業也有各自特點,如生物、化學等專業學生往往在學習過程中會接觸到生態環境保護等相關內容,針對此類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可深入講解理論知識,引導其積極討論和采取實際行動,并投入到社會性公益組織和參與相關活動,利用自身的知識和行為輻射影響其他人。
從具有環境意識到采取環保行為之間有大量的空間,學生可能會不知不想,有的會想而不行動,或想行動而又動搖,在教學中應針對這些不同類型的學生因材施教。王媛等調查表明,大部分學生認可保護環境很重要,僅4%的學生認為應以個人利益優先,寧可犧牲生態環境。但當保護環境和個人短期利益發生矛盾時,50%左右學生是猶豫或被動接受的態度,不到10%的學生僅考慮短期個人利益。由此看出,大多數大學生的“行”明顯滯后于“知”。環境教育重點對象是表現猶豫態度的大部分學生,通過適當的環境教育,促使他們樹立堅定的環保意識,并能主動選擇環保行為。在課堂教育中,即注重加強知識的深度傳播,通過對科學道理的解釋與資料的引證,增強對環境問題嚴重現狀的信服。同時,將當代的熱點環境問題帶入課堂,引領他們關注一旦在身邊發生嚴重的環境污染,則對大家的生命健康安全將產生嚴重危害,迫使學生感受到環境保護的緊迫性。如近年來北方頻發嚴重的霧霾天氣,大氣污染使當地患呼吸系統疾病的人劇增,多年的醫療資料也表明該區域心血管疾病患者增多,因污染而致癌的人數較以前增多。
三、“行”是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
如何使學生通過環境教育行動起來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學生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和技能后,“知”要轉化為環境保護的“行”,只有有了行動才能真正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目前,大學生在環境意識“知”上的水平較高,關心環境問題,具有一定的環保科學知識,對環境現狀和危害有較多的認知,環保意識較強。但在環境意識“行”上的水平較弱,能積極選擇環保行為的大學生不到一半,如別人隨地丟垃圾自己也跟著丟的從眾行為等。在調查中,相當多的大學生在犧牲短期個人利益來保護環境需要方面,態度不堅定,甚至有些錯誤想法。對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的教育,不僅僅是對大學生進行環保理念的培養,而更深刻的目的在于將環保意識內化為他們的思維方式,繼而成為他們穩定的行為習慣。戴洪厚等在邯鄲學院進行的“節能環保意識”調查表明,大學生在環保行為方面則較弱,如對日常生活行為“在沒有垃圾桶的公共場所,吃過水果后,您會把手中的果皮放在兜里帶回去處理”的選擇率最高,而對說服與勸阻行為“你看到同學隨便丟垃圾你會說服勸阻”(選擇率僅26.3%)、教育行為(15%關注)的關注或執行程度低,對消費行為“畢業后,如果在您的工資里扣除一定的環境稅(比如20元)”的支持居中,45%的學生支持。
王媛等調查發現,只有約30%~40%的學生能比較堅定地主動選擇以保護環境目標為至上的行為。如何強化大學生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行”,有不少教師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王建英提倡在環境教學中的應用互動式教學模式,徐永榮等提出直觀式、體驗式、參與式教學的應用應貫穿整個教學過程。一般來說,環境考查法是使用較多且效果較好的一種教學方法。學生對周圍環境問題進行調查,加深對環境污染的認識,從而使課堂教育與實踐相聯系,學生獲得正確、真實印象的同時,積極思考問題發生的原因及解決途徑,提出自己的觀點,有助于對環境問題的探究。另外,對有條件的學校或化學等等相關專業的學生還可采用實驗法,通過采集環境樣品進行分析,從數據上了解周圍環境的質量,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觀察力。在課堂上,可采用課堂討論的方法,選擇一些熱點生態與環境問題,使學生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促使學生課外查詢文獻資料,提出個人觀點。
四、教師身教重于言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