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金融業研究，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營改增;金融業;方案

基金項目：2015年江蘇省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省級重點項目：“‘三聚’稅改――金融業營改增政策的追蹤與效果調研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510285009Z）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9月18日

一、金融業“營改增”的必要性

（一）較高營業稅稅率影響金融服務業競爭力。對于稅率問題，馬恩濤（2010）指出金融業5%的營業稅稅率明顯比國內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建筑業和文化體育業3%的營業稅稅率高，造成了一定的稅負水平差距。而以營業稅為稅基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進一步加大了差距，造成金融業承擔較重的稅收負擔。同時，國際上部分國家對金融業給予免稅優惠，對比之下我國金融業不具備競爭優勢。

（二）重復征稅問題明顯，稅制結構不合理。營業稅與增值稅并行的當前稅制下，金融企業既要全額負擔增值稅，又要負擔較高稅率的營業稅，這對于企業而言造成了雙重稅收負擔。例如，在增值稅抵扣鏈條中，如果營業稅納稅人向增值稅納稅人購進已納增值稅的商品或勞務，該項購進所承擔的增值稅無法抵扣，帶來隱形稅負。另外，金融業大部分業務以營業額為計稅依據，同時規定購進的已納營業稅項目所負擔的營業稅不允許扣除，造成重復征稅。

（三）現行稅制不能實現徹底出口退稅，不利于國際競爭和金融創新。在我國實現出口退稅的主要是增值稅和消費稅，營業稅并不存在出口退稅的情況，這就意味著金融業對外提供服務無法實現退稅，影響我國金融業服務出口的競爭力。與實行金融業零稅率政策的國家相比，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國金融業服務的國際競爭力，阻礙了其跨國經營業務的拓展。同時，對于接受國內金融服務的出口企業，在接受服務過程中也承擔了一部分營業稅，而這部分稅負在對外貿易時也是無法退還的。另外，金融產品更新快、種類多，對金融衍生產品缺乏明確的稅收政策，不利于金融創新。

綜上所述，現行營業稅不能滿足我國金融業的發展要求，金融業營改增勢在必行。

二、金融業“營改增”的難點

（一）從金融行業角度

1、實際稅負問題。金融業營改增目的之一在于避免重復征稅與促進稅收公平，而如何保證金融服務業能夠承擔起適應的稅負成為改革的難點。一般而言，營改增后金融業增值稅稅率的確定需要根據金融行業增加值率來考慮，其基本原則是實行增值稅后金融業的總體稅負不增加并且有所減少，即營業額×增值率×增值稅稅率≤營業額×營業稅稅率（魏陸，2011）。杜莉、張蘇予（2011）通過對上市公司財務數據測算，分析得出營改增對證券業實際稅負上升，對銀行保險業實際稅負減輕。但是，不同的征收方法設計，會造成不同的實際稅負結果。由于營改增后還會帶來一定的稅收成本，例如開票系統的更換、稅務人才的培養以及其他電子設備的配套等，可能帶來隱性奉行成本，在短時間內可能會出現實際稅負增加的現象，造成改革阻力。

2、抵扣發票問題。對金融業征收增值稅，進項稅額和稅基的確定是較為困難的問題。以銀行存貸款業務為例，銀行作為儲戶和借款人的中介，存貸利差即為增值額。一方面增值稅專業發票開具困難，因為個人無法就存款利息給銀行提供增值稅發票作為進項稅額，銀行也無法向貸款人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作為銷項稅額;另一方面增值額認定困難，銀行很難確定每筆貸款的收益或者資金凈成本，整體銷項稅額很難確定。抵扣鏈條難以打通，抵扣發票問題難以解決。

3、行業差距問題。部分學者表示，中國金融業及市場競爭格局具有特殊性，在利率非市場化的現狀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處于限制競爭的狀態，政府是市場的一個重要參與主體。楊斌、林信達、胡文駿（2015）通過建立“單一雙層博弈模型”，說明在當前金融業發展較平穩情況下無需對金融業加稅或減稅，因為減稅人為提高服務業競爭力不利于三大產業協調發展，增加行業差距。任鵬飛、王小寧、周長軍（2014）表示，我國金融業發展與國際相比仍存在較大管制，在其他改革措施未配套的前提下，金融業減稅可能進一步提高金融機構獲利能力，行業收入相應提高，引發社會公眾不滿。

（二）從稅務征管角度。我國增值稅開征時間不長，稅收管理水平有限，全面開征增值稅對我國而言仍然存在較大的技術難題。營改增改變了企業原有的繳納方式，申報渠道改變，征管機關變換，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營業稅征管機制的轉換與調整，涉及到營業稅征管流程的變化以及稅收征管資料的重新設計，這對企業和稅務部門來說都需要有一個調整和適應的過程。

1、稅率設計。在稅率設計方面，如果缺乏對行業發展的綜合考慮，稅率設計不當很有可能造成稅負加重或者行業內稅負不合理的現象。如果實行17%的標準稅率，將會提高流轉稅負率，從提高金融服務價格，加重消費者稅負。如果全部實行零稅率，會造成增值稅稅收收入急劇下滑，帶來稅收損失。如果實行較低稅率，可能給已經包含較多種類稅率的增值稅進一步增添征管難度，帶來效率損失。

2、征收方法。征收方法方面，是否參考國外通常做法，采取簡易征收方法還是標準增值稅征收方法，如何確定不同的征稅業務，都有待驗證。如果對作為主要金融業務的隱性業務免稅，則會導致金融業收入銳減;如果對金融業按小規模納稅人簡易征收，則納稅人從小規模納稅人處購進商品勞務無法抵扣，是小規模納稅人在市場交易中處于不利地位，且這一做法與差額征收營業稅基本一致（徐達松，2015）。

3、發票開具。稅務機關內部或者用票單位和個人必須建立嚴格的發票專人保管制度、專庫保管制度、專賬登記制度、保管交接、定期盤點制度，保證發票安全。增值稅稅款抵扣需要采用增值稅專用發票，發票管理成本較高。

營改增后，地稅部門行之有效的以票控稅的手段將隨之失去功效。由于國地稅管理自成體系，各自征管信息系統目前還無法對接，大量的基礎數據不能共享，造成零散戶納稅人在國稅部門取得增值稅發票后將有可能無視地稅部門管理，有意或無意地避開申報地方稅費這一環節，相關的所得稅、城建稅等地稅收入難以得到保證，征管難度加大。

（三）從央地關系角度。平衡中央和地方的稅權分配、協調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一直是營改增過程中較為棘手的問題。

如果營改增后維持現有增值稅75∶25的稅收分成比例不變，中央級收入增加，地方級收入銳減，將進一步降低地方財政收入在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在目前的分稅制體制下，營業稅是地方第一大稅種，營業稅收入絕大部分屬于地方公共預算收入，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即便稅收收入總量不變，地方公共預算收入也會減少75%。2012～2014年，以連云港市為例，連云港市地稅局分別征收營業稅（不含省級營業稅）67.33億元（占地方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為32.22%）、82.8億元（占地方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為35.51%）、91.22億元（占地方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為34.85%），2015年按營業稅年均增長10%的比例來算，營改增后，地方將減少地方公共預算收入約75.27億元，地稅部門對地方財政的貢獻將大幅度縮水。

營業稅作為地方稅收收入的重要來源，營改增后地方稅主體稅種結構將發生變化，給地方財政帶來壓力。由于整體稅負下降，加上對部分企業實施的過渡性財政補貼，地方政府面臨減收增支的雙重壓力。增值稅作為我國當前第一大稅種，中央與地方的分享比例為75∶25，但并不能滿足地方政府支出需求。金融業作為地方政府稅收的重要行業，實施營改增后，如果沒有完善的配套改革措施，可能會進一步加重地方政府財權與支出責任不相匹配的困境。

三、金融業“營改增”預測方案綜述

對于金融業營改增的實施方案，學界主要有以下觀點：

（一）對不同的金融服務實行不同的稅收方案。明確征稅對象，細化業務分類，進行差別稅率設計。為了實現營改增的目標，需要同時考慮完善稅制和從長期上保證財政收入的問題。

楊默如（2010）提出，對不同項目稅基分別制定免稅、零稅率的政策，使得受到政府鼓勵的金融服務項目獲得稅收優惠，降低實際稅負。金融保險業在出口環節還可以采取零稅率政策，有利于金融服務業增強國際競爭力，打開海外市場。另外，對不同金融項目實行差別待遇，與國內外金融形勢和國家宏觀政策相一致。

王瑩（2013）提出，我國可將金融服務分成顯性收費服務和隱性收費服務兩大類。可以參考國際成功經驗，對顯性收費服務按照標準稅率征收增值稅;對隱性收費服務實行免稅，允許提供給一般納稅人消費者的隱性收費服務給予部分進項抵扣，使得金融機構無論自行提供服務還是外包服務所負擔的稅負保持一致。劉天永（2013）對金融服務的分類和王瑩基本一致，但是同時提出對出口金融服務實行零稅率，對隱性金融服務可采用現金收支法。

宋英華（2014）提出，對銀行保險業可以采取簡易征收的辦法，減輕稅收征管成本;對于證券行業，可以采取在基本免稅模式下的增值稅一般計稅方法，同時另設低檔利率，以避免對證券行業造成過大沖擊。

實行差別稅率設計的方法，有利于降低金融業實際稅負，促進金融產品創新，增強我國金融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有助于我國金融業稅收政策與國際接軌。但是，同時需要指出，金融業產品創新層出不窮，確定不同產品的稅率在實際操作中比較困難，而界定不同金融種類也成為問題。所以，該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實施難度。

（二）采取漸進式改革方法，在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稅收方法。為了從根本上實現營改增的目標，可以在適應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實現營改增的漸進式過渡。

魏陸（2011）提出，我國金融業營改增可以從三個時期考慮，首先對金融業實施簡易征收辦法，類似目前小規模納稅人或現行營業稅的征收方法;接下來向國際經驗過渡，參考歐盟做法，對金融核心業務免稅，對附屬業務按標準稅率征稅;最后實施全面增值稅征收模式，新設一檔新的增值稅稅率。

徐達松（2015）提出，為避免地方財政風險擴大和考慮到稅收征管能力欠缺的現狀，需要采取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保留營業稅制，但對金融業營業稅制做適當調整;第二步，選取試點地區，對直接收費業務和存貸款業務實行增值稅改革，同時完善增值稅納稅系統轉換;第三步，將全部金融業務納入增值稅范圍，合理確定各稅制要素，全面實施金融業增值稅。

漸進式增值稅改革方法考慮到中國稅制改革的國情，有利于避免激進式改革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分步驟進行改革可以進一步完善外部改革配套設施，為徹底實現改革目標贏取時間，減輕一次性改革的稅收征管成本和地方稅收風險。但是，確定每一階段的改革時間、測定當前改革目標的實現情況，以及延遲當前改革所帶來的時間成本問題，也是需要考慮的方面。

（三）從中央和地方財政分配體系著手，重構增值稅收入分享體系。在金融業營改增過程中，完善中央和地方稅制，實現稅收收入的合理劃分。

篇2

【關鍵詞】金融創新 金融業 沖擊 研究

一、金融創新對金融業產生了哪些沖擊

改變了銀行經營策略，并伴隨風險。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已經無法達到所規定的贏利的目標，甚至還出現了贏利點下滑的現象，這時商業銀行為使贏利點可以上升，就要借助于表外業務。表外業務是指不反映在財務狀況表上的業務。表外業務一般指的是與傳統信貸相結合的業務、與有價證券衍生工具買賣相關的業務。這兩種業務都會使銀行的管理增加風險。與傳統信貸相結合的業務通常是銀行借助金融工具為用戶提供資金，在提供的過程中銀行只是賺取相應的手續費用，但這卻給銀行帶來了潛在的義務，這種潛在義務會給銀行帶來風險，而這些風險給銀行帶來的損失卻大于銀行賺取的手續費用。銀行在開展表外業務開初期，會將資本充足比率作為限制開展表外業務的因素之一，表外業務的資金流動情況在財務狀況表上是無法查詢的，這就間接的逃避了監管部門的監管。監管部門就無法了解商業銀行承受風險的真實情況，隨著表外業務的不斷擴大，資本充足比率逐漸降低，銀行承受風險的能力也會隨之降低，銀行就會存在很大的風險。

改變了金融體系的構成，使風險擴大。傳統的金融體系僅僅是由銀行金融機構來構成的，但在金融創新的影響下，近年來，許多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迅速，并很快的占領了市場，改變了金融原來的體系也間接的增加了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為，商業銀行的業務范圍是有限的，例如有些證券業務是商業銀行不能開展的或開展的范圍受到限制，無法滿足客戶的需求，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恰恰就是商業銀行不可涉及的范圍，光從這一點就增加了客戶的數量，另外非銀行金融機構愿意承受在交易過程中帶來的潛在風險，使客戶的利益可以最大化。金融界是時刻都在變化的，當非銀行金融機構面臨巨大的金融危機時，就會對金融界造成嚴重的創傷，后果不堪設想。由于非銀行金融機構不受監管部門的監管，對非銀行金融機構沒有統一的規定制度，有時會被投資者誤解，市場上也沒有有效的自發監督制度，這就使存在的風險很容易擴大，對金融機構造成損害。

使存在的風險集中也降低了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金融的創新不只是創新原有的金融監管體制，還會借助其他金融工具為客戶創造利益，但在使用金融工具為客戶提供風險保證時，金融工具并不能消除所要承擔的風險，它只是將要承擔的風險轉移到了其他經濟體制中去了，如果大家把承擔的風險都轉移到某種經濟體制中，這就造成了風險的集中，由于這些體制是相互關聯的，風險的增加會導致這種經濟體制崩潰，整個金融體系必然會受到牽連。由于表外業務的增加和創新金融工具的使用不受到監管部門的監管，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管理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監管部門監管時因為沒有明確的相關規定所以很難對其進行管理，也不能真實的了解機構的情況，這就促使了金融監管有效性的降低。

二、金融創新對金融業產生沖擊的解決辦法

雖然金融創新給金融界增加了許多的風險，但它是一把雙刃劍，是時代必然的產物，它為金融界產生的積極作用遠遠大于它產生的風險，所以，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要進行全方位的考慮，要減少或解決金融創新對金融業產生的沖擊，怎樣解決產生的這些沖擊呢？我認為：

完善現有的金融監管體制。在我國，金融業的未來走向必然會是統一監管、混合經營的模式。所以，國家和中央銀行不僅要完善相應的管理制度，還要為進行創新業務的機構單獨的成立監管部門，這樣既有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又有專人進行監理，既提高了監管的效率，監管部門也會真正的了解機構的真實情況，待機構發生變化時可以提前做好相應的準備，避免經濟的危機。

明確金融創新的監管概念。金融機構要明確金融創新的監管概念，金融創新的監管概念并不是要求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要過于重視安全穩重，因為金融界本身就存在風險，如果太過于注重安全，金融創新就變得毫無意義，所以，金融創新的概念是要求要以效率和競爭力為前提的，監管部門監管的目的并不是為保證金融機構不破產而設定的，它只是用來提醒機構將要面臨的處境，避免機構破產現象的發生。要提高各機構間的競爭力和效率就要對其進行創新。而且要勇于創新，不能因為了安全穩重金融機構就不像外拓展業務，如果那樣金融機構就會漸漸的失去市場競爭力，業績也會隨之下降，也會面臨破產的危險。

學會通過法律手段進行監管。目前，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監管部門雖然可以對金融機構的交易狀況進行管理，但沒有權利對其進行法律的制裁，因為金融創新的根本目的在于是利益得到最大化，有些金融機構就會在利益的驅使下做出違反法律道德的事情，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就會使金融業逐漸失去原有的平衡，經濟逐漸崩潰，出現危機，所以，國家要為金融創新設定相關的法律來使金融機構可以自律，避免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非法交易，造成嚴重的后果。

監管要與國際相結合。金融創新也是需要相互借鑒的，因為，要想在金融業生存，金融機構彼此是要相互依靠的，一旦金融創新產生了新的模式或新的方法，這種新方法會在整個金融業迅速發展，但同時風險也會隨之相互擴散、轉移。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勢在必行，我國的金融機構要學會借鑒國外對創新金融工具風險控制的經驗，來維護金融業的安全。

三、總結

綜上所述，了解了金融創新會給金融業帶來許多風險，但這些風險遠遠小于金融創新為金融界帶來的利益，要正確的利用金融創新，學會用監管的解決金融創新存在的問題，減小金融風險的產生，使金融創新的意義發揮到最大，揚長避短，為用戶創造更大的利益。

參考文獻：

篇3

（一）國際投資發展的分化。二戰之后，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愈發明顯，對外投資在該趨勢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特別是發達國家。在此背景下，金融業投資的發展在跨國公司及國家間的投資中開始占據重要的位置。在資本以及技術方面，發達國家占據絕對優勢，且擁有先進的管理水平和金融創新能力，特別是在資本密集型投資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也正因如此，發達國家在金融對外投資領域中占據的主導地位使得國際金融投資領域出現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只在傳統工業以及半成品的直接投資方面占據一定的投資份額，在金融業對外投資方面則處于起步發展階段。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所創企業比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所創企業在經營方面更具有靈活性，前者注重產品的變化和適應性，后者注重產品的標準化①。由于發達國家的進步具有單向線性，發展中國家始終在追趕發達國家，這在國際對外直接投資中表現得更為明顯。（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發展歷史。一般來說，單位時間內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大于吸收外資進入總量，這與其金融的發達以及資本的充足有關，發達國家的國際競爭優勢也在此得以體現。發展中國家則致力于吸收外資，但其吸收的國外投資額一般小于自身對外投資額，這也充分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迅速上升的發展態勢。在20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大部分都集中在發達國家內部之間，即約占全球2/3的投資額在發達國家之間完成，剩下的由發達國家投向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則主要指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投資額度很小；而且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中，也多選擇經濟發展模式與本國相似且當下風險較小或具有援質的國家或地區。從表1不難發現，當發展中國家通過改革將金融自由賦予市場時，并不能必然出現良好的金融秩序，而其所倚重的外國投資者也不是總能扮演穩定金融局面的角色。金融開放與自由本身是不應該被批判的，只是其開放的程度應當與本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金融開放程度應當在宏觀上始終為本國的經濟發展服務，在微觀上必須處理好與外資之間的關系。這給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資本開發提出了重大難題。從我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流量以及比重可以發現，金融投資目標國的金融環境對投資國及其企業來講，可以直接決定其投資的意愿。非洲金融的發展程度難以讓有投資意愿的國家將其作為投資目標國（見圖1）。對于同時處于改革和開放雙重背景下的中國而言，金融業的開放進程需要在金融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進行綜合權衡，而金融業的“開放發展”本就具有內生的矛盾與特殊性，正是這些矛盾與特殊性決定了通過適當的外部控制力量（如國家金融控制）促進金融業平穩發展的重要性、原則性和方向性③。

二、金融業對外投資要素對比

（一）金融業對外投資目標國選擇。目標國的選擇具有多重因素的考量。金融業對外投資目標國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投資政治化”的問題。由圖1可知，以我國為例，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亞洲占據主導地位，其次為拉丁美洲，且保持上升趨勢。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直接投資的重心仍然集中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且可以預測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將保持不變。相比之下，我國對外投資流量在歐洲、北美洲、大洋洲較少，發達國家也主要集中在這幾個洲。從對外投資流量及其增量基本可以確定，我國對發達國家的金融業投資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不穩定性，且流量較少。這一方面說明我國金融體系發展程度落后于發達國家，金融業還未形成良性穩定發展的勢頭，金融投資很難以比較穩定的方式進入發達國家；另一方面也從側面說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金融業發展普遍落后，無法滿足和承接外來的金融投資要求。總體上，金融業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在遵循一般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基礎上，更加重視投資目標國經濟發展的指標，如GDP總量、金融業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經濟發展指標的優勢可以直接誘導外國金融投資的進入，因為其市場機會以及金融業依賴度降低了原有的市場風險。此外還有其他因素，如金融設施是否完備、同業市場情況、教育狀況、技術研發等，這些因素可以使投資國從國際金融投資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中獲得正的外部性收益④。（二）對外開放空間與投資主動性。對于接受國來說，不是引進外資越多越好，關鍵在于如何正確對待及善于引進外資和技術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對外開放的空間和領域反映了國家對外國資本的基本態度。國際資金的流動及資本輸出，都具有雙重性，是在一定生產關系的條件下實現的，并貫穿著國家關系和階級關系⑤。該問題在近代表現得尤為突出，國際投資一度成為帝國主義控制東道國經濟命脈的手段。在現代國際經濟秩序中，各國在對待外資的態度方面都會緊密結合本國經濟的需要和發展定位。相比其他因素，投資主動性更能體現一國的經濟和投資政策。發達國家企業金融業投資多受東道國各種因素影響，而發展中國家投資企業則受本國因素影響。這是由于，發達國家金融對外投資具有更明確的目標和選擇性，面對眾多的可投資區域和行業，必然綜合考慮市場、成本等諸多因素再進行選擇。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其金融業對外投資表現出明顯受本國政策的支持和推動，即國內的政策和經濟因素是決定其對外投資的主要因素。在目標國選擇上，發展中國家表現為對基本環境的追求，如強調政治穩定性、對市場惡性因素的規避等。這兩種動機也使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投資選擇之初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投資效果。（三）投資動機分析。投資動機的比較研究既可以為比較研究明確類型化的標準，也可以將其作為一個重要的指標深入研究金融業投資的微觀層面。在確定投資動機與金融業對外投資的關系時，應重點關注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其影響程度。1.在因果關系方面，金融業對外投資在本國內生發展需要是投資動機的起源，其決定了對外投資的基本格局。海外金融市場的變動僅僅起誘導與刺激作用。2.在影響程度方面，發達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較為集中，發展中國家的動機則較為多樣。發達國家企業對外投資行為基本上適用西方古典經濟學原理進行解釋，其動機大多是橫向類型與縱向類型以及兩種類型的結合。且在很大程度上，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與金融業對外投資基本是等同的，大量的實證和統計數據也指向這一事實，此處不再展開論述。發展中國家金融業投資的動機具有多樣性，其對外投資也不能與金融業對外投資等同，而且二者的區別較明顯。發展中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動機的多樣性主要表現為其考慮的因素眾多，如技術的引進、對自身不利規則的規避與抗爭、對市場不完備性的克服、消解競爭壓力等眾多因素。這也是處于成長期的金融投資所必須面臨的問題。總體而言，金融業對外投資的動機存在多重復雜性，加之當代國際金融流動的多元化，這種復雜性更加明顯。以跨國公司為例，有研究證明，跨國公司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時存在多種動機共存的現象⑥。從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角度出發，這種動機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具體的影響取決于投資國對本國經濟發展形勢的把握程度。（四）投資優勢對比。局部規模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某個行業里形成大規模的生產所形成的優勢⑦。這種優勢的形成往往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占有勞動力或集中研發的優勢，從而在金融業對外投資領域進行充分利用，并以此為依托加以發展。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并不能輻射到所有產業中，在一些技術上比較穩定或生產模式趨于定型化的產業，或是在發達國家企業逐漸退出的“夕陽產業”中，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有可能具有規模的優勢，它們可以憑借這種優勢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面對發達國家雄厚的金融實力以及海外市場的控制力優勢，發展中國家欲將金融投資目標國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方式一定要考慮到產品或服務在發達國家的受歡迎程度或市場接受度。這其中要考慮到發達國家對產品貿易可能的反制措施，如反傾銷調查等。由于發達國家市場規模一般較大，直接以產品出口方式由于成本優勢則極有可能迅速占據一定份額，受國際貿易規則以及目標國保護本國產業政策的影響，此時發展中國家往往會受到反傾銷調查。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依靠低端產品成本優勢并不是長久之計，因為這種“夕陽產業”的存在對本國產業的影響未必是良性的。而以金融方式進行的經濟活動有效地降低或避免了直接市場行為對目標國市場與產業的沖擊，故金融業投資便成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進行利益共享相對理想的方式。

三、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政策的對比分析

針對金融業的對外投資，國內政策制定基于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是國內經濟發展形勢以及國家對經濟發展方式的定位，二是在國內政策確定的金融對外投資的空間內對目標國的選擇。（一）發展中國家國內政策分析——以中國為例。對于外資的規制表現為東道國政策和法律并存。政策具有很大的可變性和可選擇性，主要針對國外金融業投資的具體事項進行規定，如負面清單、政治風險保證、投資環境要素等。相比政策，各國外資方面的立法具有穩定性，國外投資者一般是基于對東道國立法的了解做出投資選擇。外資立法，各國具體規定固不相同，但概括起來主要內容有關于外國投資的保護、對政治風險的擔保、依法保護經營的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以及依法給予各種優惠措施等。中國在金融業對外投資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數據統計可以說明國內政策在對外投資方面的作用，這與發達國家主要依靠法律規制相比，在相對穩定性與流量、存量以及收益率之間存在明顯差距。以國家或經濟體作為金融對外投資的比較因子，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或發達經濟體投資較少。以中國為例，2015年中國金融業對外投資的流量及其存量表現一般，對美國投資流量甚至出現負值。但中國金融業對外投資存量大于流量，這說明我國對發達國家金融業投資存在一定的空間和基礎（見圖2）。我國作為典型的具有良好發展勢頭的發展中國家，在2015年對全球較大的發達國家或經濟體的金融投資存量比重皆高于流量比重，特別是對美國和歐盟；對澳大利亞與俄羅斯的存量比重低于流量比重，這也顯示出對發達國家和主要經濟體的金融業投資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如金融環境、產業結構等。與此形成相對鮮明對照的是，對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東盟的金融業投資中，流量比重與存量比重較為接近，這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業投資的收益與回報的有限性。前文所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主要集中在亞洲。圖3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變動統計中，可看出各洲的變化懸殊，增量與減量均有較大的波動，表現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大的變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波動較大，但是其總量增速為18.3%，仍然為上漲。我國對外投資在巨大波動的情況下出現的總體上漲也說明了投資的主動性與可選擇性的增強，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以及金融實力的增強，對外投資在國際經濟形勢與政策的不斷變化中，仍然能夠尋找到投資流量的增長點。這也說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中國金融業對外投資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具有發展的持久動力。從表2中可以看出，2014—2015年，我國的金融業內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遠高于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特征；金融業固定資產投資與國內貸款均維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且固定資產投資自籌資金較高，與固定資產投資國內貸款一樣，與上年相比呈現下降趨勢；固定資產投資利用外資則呈現上漲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我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目前采取較為開放的政策。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仍然較低，這與我國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金融實力有很大的相關性。我國金融業投資大量集中于中央與地方項目也說明了金融投資在國內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從我國的發展表現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的發展必須首先基于本國金融業固定資產的發展情況，再輔之以相對寬松的政策以及東道國穩定的投資環境。當然，這一過程將是漫長而曲折的，面對發達國家的絕對金融優勢，必然有許多難題需要克服，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二）發達國家對外資的政策分析。金融業對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家內部的經濟狀況相聯系，發達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增長方式等原因導致其周期性經濟危機以及眾多社會問題的出現，如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問題，這些內部經濟問題從根本上影響著發達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一些發達國家對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采取相對保守的方針，因為對外投資有可能影響到本國商品的出口，也會使得國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打入本國內部，這可能會對本國企業的競爭力甚至是生存產生威脅，從而加劇本國社會問題。采用這種政策的發達國家一般是經濟與市場規模較小、以外向經濟為主要發展特征的經濟體，體量巨大的發達經濟體則較少采用此種方式。以美國為例，美國資本在海外市場的擴張對本國經濟實力及全球經濟霸主地位起到了強大的支持作用美國海外控股公司在歐洲和拉美的利潤再投資占全球的3/4，股權投資主要集中在盧森堡、丹麥和德國⑧。美國強大的企業是其進行國際金融投資的強大后盾，以此為支撐，其產生的豐厚的收益則更將美國對外投資的模式推向極致。此外，美國的跨國公司也使得其海外投資獲得的國際利益范圍更加廣泛，在美國對外投資政策中，對跨國公司擴張的支持也成為其政策選擇的重要基石。總體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比例關系總體趨勢是趨于平衡，即對外直接投資額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趨于相等。國家在制定金融投資政策時，吸收國外的直接投資流量基本決定了其對外投資的基礎。所以，金融業對外投資的發展既離不開對外投資的總量，更離不開國內吸收的國外投資。國家政策的制定總在二者之間的動態調適與平衡中進行取舍。

四、國際金融業投資的發展趨勢

篇4

關鍵詞:邊緣金融業務;金融機構;企業

相對正規金融而言,那些自發于民眾之間,游離于金融機構之外、游走于政策法規邊緣,具有資金借貸性質的資金融通行為,稱為邊緣金融業務。

目前,邊緣金融業務融資行為已經從當初的以其本人合法收入出借給另一特定方,目的是解決借款人一時的生產生活需要,演變成為以獲利為目的的信用借款、擔保及有價證券抵(質)押融資、動產或不動產抵押借款、企業集資、社會公眾集資、高利貸等隱性借貸業務。可以肯定,邊緣金融業務作為民間資金調劑的方式,對解決部分企業和居民生產生活中的資金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其急、頻、短的特征,彌補了金融服務的不足,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小企業融資難的壓力。但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中存在著突出的問題,必須加以規范管理。

一、邊緣金融業務迅速發展的原因

從企業融資角度看,邊緣金融業務的存在有其客觀性和體制性原因。從個人投資角度看,金融市場目前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資品種和投資渠道,從而為邊緣金融業務提供了大量資金來源。此外,國家對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網點特別是縣域網點的收縮撤并也推動了邊緣金融業務的較快發展。

(一)縣域個體、民營等小企業發展迅速,融資缺口較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小企業發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在縣域和基層地區,小企業數量占全社會企業總數90%以上,產值占GDP的比重已由過去不到1%提高到目前的1/3。但是,目前小企業貸款在全國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中占比不高,距離小企業貸款的實際需求還有很大差距。雖說經過幾年的發展,小企業已經擺脫了發展初期財務管理不正規、信息管理不透明狀況,走上了規范化軌道,自我約束力不斷增強,但這并沒有改變有關商業銀行經營管理者的印象,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大客戶集中的取向,使銀行越來越脫離了廣大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成為大企業的私人銀行,致使小企業融資缺口起來越大,給邊緣金融業務發展帶來了生存空間。

(二)金融機構對企業和個人的融資渠道并不十分通暢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戰略在逐步面向“重點客戶、重點項目、重點地區、重點產品”,并出于安全性的考慮,不但大大上收了貸款權限,還在信貸管理上實行了嚴格準入管理制度,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性商業銀行也存在“抓大放小”的傾向,這使得小企業、小客戶貸款難度加大,而且由于大部分縣域中小企業難以具備目前銀行規定的貸款條件,很難提供銀行貸款所需要的擔保或抵質押,盡而很難得到銀行、信用社的信貸支持,不得不支付高于銀行利息從邊緣金融業務進行融資。

(三)銀行業信息收集過分注重硬件信息,忽視“軟信息”在信貸管理中的作用,使不少具有能力和意愿的中小企業被拒之門外

邊緣金融業務經營者非常重視借方“軟信息”的收集,他們依靠人緣、地緣等關系獲取相關信息,從而有效解決了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些“軟信息”較之標準的企業“硬信息”(財務報表、抵押擔保及信用紀錄等),對正確決策的作用更大。而目前我國銀行往往只注重收集企業的財務報表、抵質押情況等“硬信息”,忽視對借款人的人品、還款意愿等“軟信息”的考查,導致不少有還款能力和意愿的借款人被拒之門外。同時,正在發展的中小企業由于缺乏可抵押的財產,且嫌辦理有效抵押或擔保的手續繁瑣,收費偏高,貸款審批時間長、環節多,因而不得不考慮邊緣金融業務融資。

(四)銀行業激勵與約束制度的執行標準過高、過嚴

近幾年,各銀行紛紛上收貸款權限,實行嚴格的信貸審批和考核制度,部分商業銀行甚至不切實際地追求新增貸款“零風險”和“100%的收貸收息率”,片面實行“貸款責任終身追究制”。由于信貸權限上收,了解中小企業“軟信息”的基層信貸員沒有貸款權力,卻要承擔100%的收貸收息責任;而遠離企業“軟信息”的上級行憑企業“硬信息”決定是否貸款。其后果是信貸人員貸款越多,收回的風險就越大,導致基層銀行機構慎貸、惜貸、懼貸,使得一些發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業無法獲取銀行貸款,不得不轉向邊緣金融業務市場融資。由于商業銀行上收貸款權,貸款審批主體遠離申請主體,從而加劇了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延長了貸款審批時間。而縣域中小企業貸款一般都具有時間急、頻率高、數額小的特點,許多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不得不求助邊緣金融業務。

二、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邊緣金融業務游離于監管之外,容易誘發非法辦理金融業務行為,干擾正常的金融秩序年終歲尾,企業和個人用錢的地方增多,在企業貸款難、無恰當的籌資渠道,而銀行等主要資金融部門貸款權收緊的情況下,邊緣金融業務就有了掙錢的對象和時機,一些部門或個人便私下抬錢或變相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雖然這種做法是被嚴令禁止的,但由于管理不利,且非法放貸有當物作質押或抵押,當物的價值遠高于貸款額,當不能按期收回貸款時,可以通過處理絕當物品而收回貸款,一般不會受到損失,從而使其業務違規難以有效根治。

(二)容易引發經濟糾紛

邊緣金融業務行為沒有明確的管理部門,特別是在當前貸款利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邊緣金融業務大多與高利貸聯系在一起,而高利貸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一旦出現糾紛,就會影響社會穩定。

(三)從業人員專業知識不足,行業風險過高

大多數從事邊緣金融業務的企業是以個人和中小企業為對象,主要經營房地產、黃金首飾、股票證券、古玩字畫、交通工具、二手房按揭等業務,發展晚、規模小、資金實力不足。同時,由于大多數的業務經辦人員沒有金融工作經驗,對金融業務知識不了解、了解不足或對金融業務及金融法律知識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判定哪些業務違法,哪些業務不違法,從而造成行業經營風險增加。

(四)影響金融業的正常發展,加大借款人的經營成本

因違規辦理融資業務,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不僅造成存款分流,影響銀行信貸的擴張能力,加大銀行的信貸風險,同時因利率過高,造成行業利潤失衡,也加大了以經營為目的的借款人本身負擔,增加了經營風險。三、規范邊緣金融業務管理的幾點建議

不難發現,在目前社會意識形態下的邊緣金融業務負面影響,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只要正確引導,以市場為導向,對邊緣金融業務加以規范,對非法融資加以遏制和制止,我們便可以完全掌握邊緣金融業務的相關情況,使其成為金融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支持社會經濟發展。

(一)以形成多元化金融體系,建立充分競爭的金融秩序為目標,促使正常邊緣金融業務在合法化環境下得到充分發展

實踐證明,邊緣金融業務正逐步擴大其體外運行的體系,并發揮著銀行業金融機構無法替代的作用。筆者建議:一是在正規金融機構過少,邊緣金融業務較為活躍地區,鼓勵成立社區(農村)合作組織內部的、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并以法律形式明確,對符合一定條件的互助合作機構允許其承接政府支農資金,或作為國家政策性銀行政策資金在鄉村基層的承接載體或二次轉貸單位,在保證國家農業資金直接投入到基層村社同時,加快對民間金融向社區(農村)資金互助合作機構的改制。二是適當發展典當機構,充分發揮其對民營經濟資金需求方便、靈活、快捷的融資作用。并對目前存在超業務范圍經營典當業務的寄售行、舊物行等不合法邊緣金融業務機構進行積極引導,創造多種條件將之“改良”為典當行或其他正當的邊緣金融業務機構。三是根據民間信用機構發育程度和邊緣金融業務法律法規,適時成立專門的民間信用管理組織,對機構化的邊緣金融業務活動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務,促進邊緣金融業務機構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成熟,并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充分競爭的現代金融秩序。

(二)監管機構要從穩定和發展地方經濟的大局出發,共同強化邊緣金融業務的行業管理,努力建設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一是要明確界定正常邊緣金融業務與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的標準,筆者認為,是否影響社會穩定、是否影響金融秩序是判別正常與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的標準。如果業務發展不會帶來不良影響,則要將其追加為正常融資;如果有影響,通過跟蹤監管,無轉化可能的邊緣金融業務,則要堅決取締。二是要加強政策引導和窗口指導工作,引導轄內各金融機構爭取政策、簡化手續、下放權限,加大對中小企業和中小客戶的信貸支持力度,著力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局面。三是要強化金融市場秩序整頓,引導民間資金合理流動。四是要嚴厲打擊擾亂金融秩序的非法融資活動,嚴防邊緣金融業務成為詐騙、洗錢、炒賣外匯等非法活動的溫床。五是要加強金融輿論宣傳,倡導民眾向正規、合法的金融機構融資。利用典型案例,充分揭示地下錢莊、亂集資等危害性,提高民眾金融風險意識。

(三)按照市場要求對我國現行銀行業制度進行重新安排

一是各銀行業金融機構應進一步改善金融服務,盡最大努力滿足正常的、有效的金融需求,最大可能地壓縮非法融資的市場空間。邊緣金融業務與銀行信貸業務的發展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銀行信貸權限放松,則邊緣金融業務呈現萎縮態勢,銀行信貸收緊,則邊緣金融業務呈現增長態勢。所以,國有商業銀行各基層行要積極向上級部門匯報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爭取理解和政策支持,簡化貸款手續和審貸程序,方便和保證那些有市場、有效益、有產品、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以求銀企共贏。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業銀行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則要立足地方,擺正市場發展定位,轉變經營觀念,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經營模式,大力拓展中小企業市場業務范圍,在認真落實小企業信貸指導意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尋求自身發展的良機,壓縮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空間。二是各商業銀行應按《中小企業貸款指導意見》的要求,設立負責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采取工資獎金與貸款回收掛鉤、制定免責條款、廢除貸款責任追究終身制等辦法,充分調動信貸人員營銷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擴大小企業信貸服務范圍。同時還要借鑒邊緣金融業務的做法,貸前調查不僅要注意收集財務報表、抵押擔保等“硬信息”,還應關注企業負責人的人品、管理能力、還款意愿等“軟信息”,以與企業建立長期關系,發展關系型融資,開展循環信貸,提高服務質量。三是建議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和自主定價權,根據企業風險狀況確定貸款利率,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對稱,切實解決貸款操作中的“道德風險”問題。四是公布信貸資金流向、地區資金緊缺度等相關信息,合理引導邊緣金融業務的流向和流量,增加民間資本融資渠道,整合民間資本的運作,提高閑置資金的使用效率。

參考文獻:

[1]趙志華.引導和規范我區民間借貸活動的政策建議[J].內蒙古金融研究,2000(6):22-24.

[2]毛金明.民間融資市場研究———對山西省民間融資的典型調查與分析[J].金融研究,2005(1):45-47.

[3]何田.地下經濟與管制效率:民間信用合法性問題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2(11):53-55.

[4]周彬.關于民間借貸的思考[J].北方經貿,2002(1):28-29.

篇5

對于金融業征收增值稅，國際上主要有免稅模式、進項稅額固定比例抵扣模式和零稅率模式三種主流征收模式。

1.免稅模式免稅模式對金融行業免征增值稅，這一模式被歐盟國家普遍采用。由于金融業服務的特殊性，金融服務的價格難以核實，給征稅帶來很大的現實難題;況且，金融業的很大一部分服務是隱性的，其收費形式更具有隱蔽性，這進一步加大了對金融業征收增值稅的困難。考慮到稅收征管成本和征管難度的問題，很多國家選擇對金融業服務直接免征增值稅或者只對部分直接收取服務費的金融服務征稅。歐盟國家為了便于征管，對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服務免征增值稅，①有27個歐盟成員國對保險業收入全部免征增值稅。免稅模式的優點是避免了對金融服務的價值進行核定，極大地降低了增值稅的稅收成本。但免稅模式也有缺點，主要是由于與金融服務相關的增值稅進項得不到抵扣，人為地將增值稅抵扣鏈條割裂。金融業增值稅抵扣鏈條中斷對企業和個人都將造成影響。企業作為金融業的服務對象時，會出現重復征稅的問題;個人作為金融業的服務對象時，又會出現征稅不足的問題。下述例子將解釋在免稅情況下的稅負變化。假設增值稅免稅銀行購進價值100萬元的產品，進項稅稅額為10萬元(假設增值稅稅率為10%)，銀行通過再生產增值額為80萬元，以190萬元的價格對外銷售，將金融服務消費者分為企業和個人，企業創造增值額50萬元，再以240萬元對外銷售。表1表明了金融服務的對象為企業和個人時的稅收差別。由表1可知，企業承擔了34萬元的增值稅。在銀行業不免稅的情況下，企業承擔的稅額應為23萬元((100+80+50)×10%)，因為增值稅鏈條的中斷，企業額外承擔了11萬元的稅額。對于消費者是個人，在銀行業不免稅的情況下，個人應該承擔的增值稅為18萬元(180×10%)，而不是10萬元，因此，在免稅模式下，金融服務的個人少承擔了8萬元的稅額。

2.進項稅額固定比例抵扣模式進項稅額固定比例抵扣模式是在免稅模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克服了免稅模式中增值稅進項稅額無法抵扣造成重復征稅的缺點，目前主要被澳大利亞和新加坡兩個國家采用。這種模式一方面在一個較廣的范圍內對金融業提供的金融服務免征增值稅，另一方面允許金融機構在一個固定的比例范圍內抵扣進項增值稅［2］。①澳大利亞和新加坡兩國制定的不同比例抵扣都有特定的依據。澳大利亞認為，如果市場環境不允許金融服務業向消費者轉嫁承擔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免稅不可抵扣進項)，則這些銀行會傾向于“自我提供”銀行業運行所需的必要投入。下例說明澳大利亞制定這一固定比例抵扣的依據。某銀行需要一個新的操作軟件，外購和自產情況下的稅收差異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銀行如外購軟件，成本會更高。如果外購，銀行需承擔100萬元的增值稅，而自產則只需承擔25萬元的增值稅。在這個例子中，如果銀行允許抵扣75萬元的增值稅進項，這種差異就會消除，銀行也不會傾向于自產。澳大利亞模式的目標是改變銀行自產的行為，核心是要確定軟件研發后的增值額占最終售價的比例(本例為75%)，澳大利亞基于消除自產行為綜合考慮確定了75%的抵扣比例。而新加坡的著眼點在于消除金融業免稅給企業造成的重復課稅問題，要求對提供給增值稅納稅人和非增值稅納稅人的服務進行單獨核算。向增值稅納稅人提供的服務，可以享受零稅率，并按一個固定的比例抵扣進項稅額;向非增值稅納稅人提供的服務，直接予以免稅。進項稅額固定比例抵扣模式并未完全消除重復課稅問題，但相對免稅法更為合理，在征管實踐中也相對簡便、合理。

3.零稅率模式零稅率模式將金融業全部納入增值稅課稅范圍，對金融業的顯征收增值稅并允許抵扣全部進項稅額，但對隱則免征增值稅，目前采用該模式的國家主要是加拿大和新西蘭［3］。同樣將金融服務消費者分為企業和個人，銀行適用零稅率，可以對進項稅額進項抵扣，沿用免稅模式例子中的數據，由于可以抵扣10萬元的進項稅額，金融產品以180萬元的價格對外銷售，表3分析了產品銷售給企業和個人時的稅收差別。由表3可以看出，在采取零稅率的方法下，企業承擔的稅收并沒有因為對銀行不征稅而加重，從而消除了重復課稅的問題。零稅率模式在消除重復課稅、降低征管成本方面比進項固定比例抵扣模式更為徹底。一方面，金融業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可以完全抵扣，徹底消除了重復課稅問題;另一方面，金融業無需對應稅服務和免稅服務進行單獨核算，既降低了稅收行政成本，也降低了企業運營成本。不過，零稅率模式也有缺陷:如果金融服務的對象為家庭或者向家庭提供免稅商品或服務的企業時，金融服務和非金融服務之間會因增值稅造成的價格扭曲形成“替代效應”;對顯和隱的差別稅收政策會激勵金融業通過轉移服務收入而減少增值稅稅款。

二、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業增值稅制

1.征稅范圍的確定從國際上看，金融業一般都被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5］。考慮到金融業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一般都未對金融服務全面征收增值稅，常見的模式是征稅、免稅和零稅率并存。①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對金融業征收營業稅的政策已不再適應當前形勢，金融業營業稅改增值稅亟待進行。不過，改革應當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可以借鑒國際經驗，先對顯性的、征管難度較小的金融服務改征增值稅，爾后向更大范圍內的金融服務改征增值稅［6］。我國金融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應當秉承“與征管能力相適應原則、效率原則、漸進性原則”三大原則，可以先對銀行業的存貸款業務征稅。在金融業務多元化的背景下，存貸款業務、資本投資和服務收費依然是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最主要的利潤來源。以2011年為例，中國銀行業實現利潤1.25萬億元，其中存貸款利息收入、投資收益和服務收入所占的比例分別為66.2%、14%和18.5%。②銀行業存貸款業務屬于與增值稅抵扣鏈條緊密聯系的金融服務，對其征收增值稅不僅能夠完善增值稅抵扣鏈條，還能夠提高增值稅收入，并減輕目前增值稅制度的扭曲效應。

2.金融業增值稅稅率設計為分析金融業在流轉稅(增值稅和營業稅)下的不同稅負，將金融業參與的交易環節簡化為存在A、C兩個企業和B銀行，A企業是提供貨物給金融業的上游企業(可分為增值稅應稅企業A1和營業稅應稅金融企業A2);B企業為銀行(整個金融業)，一方面向A企業購貨，另一方面向C企業提供金融服務;C企業是消費金融服務的下游企業。交易鏈條如下:A(企業)供貨B(銀行)提供金融服務C(企業)(1)將金融業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在統一的增值稅制下，A、B、C企業均繳納增值稅。也就是A企業(包括A1和金融企業A2)都征收增值稅，B銀行也征收增值稅。根據2007年的統計數據，計算這種情況下的稅收負擔，如表4所示。在增值稅制抵扣機制的作用下，金融企業B從A企業購貨所支付的進項稅款可以抵扣，因此，金融企業只承擔本環節的增值稅。換言之，在這一環節，金融企業的名義稅負與實際稅負③是相同的。(2)對金融業征收營業稅按照目前的征稅體制，即A1部分投入征收增值稅，A2部分投入征收營業稅，B銀行也征收營業稅。計算名義稅收和實際稅收如表5所示。從表5和表4比較可見，改征增值稅后，金融業的稅負明顯增加，這違背了改革的初衷，所以要對金融業改征增值稅，金融業征收17%的稅率過高。若要使改征增值稅后的實際稅負低于或至少等于征營業稅時的稅負，這個稅率應該如何確定，Howell提出了一種設計思路。下面計算這個合適的稅率，計算第一種情況的實際稅負等于第二種情況下的實際稅負:代入數據①計算得:B銀行應該承擔的增值稅稅額/(134312835+625278)=7903398/134938113，通過計算，當B銀行承擔的增值稅稅額為7940191時，實際稅負改革前后不變。設這個合適的稅率為X，則［(145562416－13223697－12505567)/(1+X)］×X=7940191，計算得出X=7%。②這與閏先東根據上市銀行披露的數據，計算出上市銀行加權平均模擬增值稅率為6.61%近似。

3.課征增值稅的模式設計由Howell提出的一種對金融業征收增值稅的方法———逆向征稅法，可用于對存貸款業務增值稅的征收。金融中介服務的借貸業務收入，可以通過借貸款的利息差額來衡量。如將貸款視為銀行的產出，借款視為投入，則對貸款利息征收的增值稅就是銷項稅額，對借款利息增收的增值稅就是進項稅額。兩者的差額就是銀行應該交給政府的增值稅額。但是存款者可以大致分為企業和個人，當存貸款者是個人時，他們不可能像企業一樣開出增值稅發票，在目前憑發票抵扣的增值稅體制下，這樣會造成征管上的困難。但逆向征稅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種方法通常用來解決進口服務征稅問題。在逆向征稅方法中，本來由存款者代征存款利息增值稅的責任轉移到銀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銀行對投入(存款利息)開出增值稅發票，并將其作為產出品(貸款利息)應納增值稅的抵扣額，也就是作為進項稅額抵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