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風險分析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醫院；財務風險；財務管理

一、財務風險的概念

醫院如何防范財務風險，已日益成為提高醫院服務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重要內容。所謂財務風險，是指醫院財務活動中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使醫院財務收益與預期收益發生偏離，從而產生蒙受損失的機會和可能。醫院財務活動的組織和管理過程中的某一方面和某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可能出現財務風險，導致償債能力降低。

二、財務風險產生的原因

筆者認為，當前醫院的財務風險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從投資上看，目前不少醫院在進行固定資產購置和更新時，缺乏投資項目的效益分析評價，可行性分析流于形式，缺乏科學的依據和方法，導致盲目購置、更新固定資產或投資項目工期長、資金回收慢、投資效果差，造成資金浪費。

從資金的使用上看，目前醫院的藥品支出在全年支出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藥品管理直接影響資金的使用效益。雖然目前醫院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但是只片面地通過降低藥品的進價來降低藥品的購置成本，而忽視了藥品的儲存成本和缺貨成本，形成了藥品大量積壓、流動資金占用過多、醫療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的狀況。

從資金回收上看，一些醫院由于投資過多而導致過度負債經營，資產負債比例過高，償債能力持續減弱，財務信譽下降，一些壞帳爛賬收不回來，使醫院自有資金甚至瀕臨30%的警戒線。而醫療欠費問題向來是不少醫院都頭痛的問題，有的病人經濟困難導致欠費發生，有的病人則用假名惡意欠費，醫療糾紛本身更是不少欠費的主要原因。而由于醫藥費的拖欠導致的資金回收困難，也使醫院財務報表與其實際的財務成果相距較大，而蘊涵巨大的財務風險。

資金的收入上來看，也存在著部分醫生截留病人醫療費用、巧立名目收受病人的款項，有的不開票據或收費不入賬，不僅在資金上對醫院造成損失，長期的話也造成了患者對醫院的意見增多。從而導致醫院門診量減少，醫療質量降低，收支結余長期出現赤字，資本不能保值增值，造成醫院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明顯下降，形成財務風險。

三、健全財務管理機制，有效防范財務風險

筆者認為應通過建立和完善與之相適應的財務管理機制以加強對醫院財務風險的控制。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實行預算控制

應當加強預算編制、執行、分析、考核等環節的管理，明確預算項目，建立預算標準，規定預算的編制、審定、下達和執行程序，及時分析和控制預算差異，采取改進措施，確保預算的執行，嚴格控制無預算的資金支出，以此保障資金支出有預算可依，避免盲目投資。但也要避免過繁過細。如果醫院預算對極瑣碎的支出也作細微的規定，就會使各職能部門缺乏應有的自由，不可避免地會影響醫院經營管理的效率。要一方面要使預算更好地體現醫院整體目標規劃，另一方面應適當掌握預算控制的度，使預算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二）加強成本核算

成本核算的目的是控制支出，節能降耗，降低服務運營成本。成本控制可通過制定定額成本或標準成本以及成本權重，對材料消耗，水電消耗，公務費消耗等實要現事前控制，對服務質量，單位成本費用等進行量化考核，從而實現成本的全過程控制。要切實發揮成本核算在獎金分配中的作用，通過建立一套權、責、效、利統一的、真正具有激勵機制的獎金分配方案，結合醫院的實際和各科室的特點，在統一的成本核算實施辦法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科室的特殊情況作局部的調整，某些核算因素應做到因科而異。

（三）業務收入管理

根據衛生部《醫院收支兩條線管理規定》，醫院要在嚴格界定各項業務收入性質基礎上，分別將各項業務收入計入醫療收入和藥品收入科目中。醫療服務和藥品經銷的各項直接費用，要分別列入醫療支出和藥品支出。醫院的管理費用，要按制度的規定合理攤入醫療成本和藥品成本。要依據有關規定嚴格控制費用支出，嚴禁亂攤費用、擴大成本。各臨床科室要堅持不多收、不漏收的收費原則，使用財政部門統一監制的收費票據，切實加強收費票據的管理，認真執行國家《醫療財務制度》及《醫療會計制度》及醫院內部的財經規章制度。各類收費票據要由財務部門統一管理，統一開發，經各收費處審核款、據相符無誤后，將收據存根、收款日報表及繳款單一并上交財務部門進行二次審核進行核銷。以此增加收費管理的透明度，杜絕不開票或不入賬的做法。（四）醫療欠費管理

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和欠費預警制度。可以在一個地區建立患者失信記錄，將患者欠、逃費情況和病情建立檔案，在區域內實行信息共享。同時，對多次惡意欠、逃費者將其列入黑名單，下次再遇到這種情況時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并提供證據。當其在醫院就診時，如非緊急情況，必須交足住院押金。病人醫療費用的擔保應堅持擔保負責原則。患者應先交錢后人院，預交款不足時應提前及時催交。若因病情危重、急救或無主等特殊情況，也應由醫務處主任或分管業務的副院長書面通知收費處，方可限時開通欠費的綠色通道。但財務處應負責催繳因此所形成的欠費。此外，醫療費用也應實行“總量控制，結構調整”，做到科學施醫、合理用藥，嚴格控制醫療總費用的增長，以降低病人的醫療費用支出以此來避免客觀醫療欠費。

（五）逐步建立財務風險預警監測指標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財務危機由產生到惡化，并非瞬間所致，通常都是經歷了一個漸進積累轉化的過程。因此通過觀察這些財務指標變化，便可以對醫院的財務危機發揮監測預警作用。目前主要可以采用以下七個指標，其中指標1至3屬于財產效益狀況，而4至7屬于資金運營情況。

1、總資產收益率。總資產收益率指標可以分析企業盈利的穩定性和持久性，確定企業所面臨的風險。對醫院來說，經營性資產收益率至少不應低于醫療市場或行業的平均值。若實際資產收益率達不到市場或行業平均水平，將會導致醫院在資本市場上融資危機的連鎖反應，所以一般認為該指標不應高于50%。

2、所有者權益收益率。所有者權益收益率是從所有者角度考察醫院盈利水平高低；而總資產收益率則從所有者和債權人兩方來共同考察整個醫院的盈利水平。所有者權益收益率反映所有者投資的獲利能力，該比率越高，說明所有者投資收益越高。

3、資產負債率。從財務角度看，舉債太多，超出債權人心理承受程度，則醫院將很難再借到錢；但舉債太少，則表明醫院比較保守，也表明經營者利用債權人資本進行經營活動的能力很差。因此在利用資產負債率制定舉債決策時，充分估計預期利潤以及舉債風險以做出最優決策。

4、流動比率。從一般財務觀點看，流動資產高于流動負債，表示企業有償債能力，因此流動比率指標是衡量醫院短期償債能力的一個最通用的財務指標，通常這個指標合理的評價標準為150%左右。這個比率越高，表示短期償債能力越強，流動負債獲得清償的機會越大，安全性越大。

5、資金安全邊際率。資金安全率>0，而安全邊際率<0時，醫院財務狀況尚好，但營運效率欠佳；安全邊際率>0，而資金安全率<0時，醫院財務狀況已有危機，應加大賬款回收力度；而若2個比率同時<0，醫院財務危機隨時可能爆發。

6、速動比率。速動資產為變現性較高的流動資產，等于流動資產減去藥品、庫存物資、在加工材料加藥品進銷差價，可以以此評估醫院償還短期負債能力。

7、應收款周轉率。應收款周轉率反映醫院應收醫療款的變現速度和管理效率。應收款周轉快，說明醫院資產流動性強。

篇2

【關鍵詞】乳腺癌；改良根治術后；復發變化；預后特性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3.07.088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7-3586-02

1資料和方法

1.1臨床資料本組共有患者310例，都確診為原發性的女性乳腺浸潤性導管癌病人。在這病人中沒有資料不全者，所有病人的隨訪資料、病理切片、臨床資料都完整。這些患者年齡最小的是30歲，年齡最大的是84歲，平均年齡大約54歲。國際抗癌聯盟（英文簡稱：UICC）曾對乳腺癌進行分期，這些患者按這標準進行劃分，三期的有49例，二期的有154例，一期的有107例，都進行了改良根治手術。經過病理學的診斷，這些患者均是浸潤性乳腺癌。在三期患者中有47例進行了新輔助化療。手術后的常規方案大部分是含蒽環類[1]。三類患者要接受術后放療，分別是胸肌筋膜受侵患者、原發腫瘤的直徑大于或等于5厘米的患者、腋窩淋巴的結轉移數大于或等于四枚的患者。如果有病人激素受體陽性，那么需接受內分泌治療。

1.2隨訪隨訪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分別是門診復診和電話[2]。隨訪開始的時間是手術治療開始時，終止的時間是復發和轉移時。截止日期為2011年10月。

1.3統計學處理使用SPSS13.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和分析。疾病復發包括三類，分別是遠處轉移、區域淋巴結的轉移以及局部的胸壁復發。從手術結束到疾病復發的這段時間被稱為無疾病復發的生存期。用Kaplan-Meier法來分析單因素的生存。

2結果

2.1臨床、病理所見本組患者中，有156例患者的腫瘤直徑小于或等于2厘米，143例患者的腫瘤直徑在2厘米至5厘米之間，11例患者的腫瘤直徑已經超過了5厘米。在本組患者中116例患者存在腋窩淋巴結的轉移，其余患者不存在。有278例患者接受了手術后的化療，但是有12例未完成；187例患者進行了手術后的內分泌治療，但有11例未完成，見表1。

2.2隨訪結果組織學證實的區域或局部存在區域淋巴結或同側乳腺復發稱為局部復發，病理檢查顯示或影像學證實原發乳腺腫瘤轉移到遠隔器官稱為遠處轉移。全組共有54名患者發生了遠處轉移以及局部復發，占到了17.8%，其中包括三陰性患者9例，HER2陽性患者16例，luminal型患者29例。在遠處轉移患者中包括骨轉移18例，肝轉移7例，肺轉移11例，腦轉移2例。有14例患者出現了兩個以上（包括兩個）的轉移。局部復發患者有2例。

3討論

乳腺癌是當前女性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本質上是一種惡性腫瘤[3]，具有高度的異質性。隨著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以及乳腺癌輔助治療的不斷完善，乳腺癌術后無病生存期和總生存期都有了顯著升高，但術后復發和轉移仍然是導致可手術乳腺癌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目前臨床上對乳腺癌治療的方法主要是采用手術治療。乳腺癌可以分為五類[4]，分別是基底細胞樣型乳腺癌、HER2過表達型乳腺癌、正常乳腺樣型、管腔B型和管腔A型等，這樣分類的依據是基因標記差異。而臨床上則是分為三類，分別是三陰性乳腺癌、HER2陽性型乳腺癌、luminal型乳腺癌。乳腺癌的類型不同，復發轉移的風險也不同。如何提高輔助方面的綜合治療，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根據可能影響乳腺癌復發轉移的因素[5]，利用分子生物學和病理方面的方法來預測復發的風險，是可取的選擇之一，可降低復發轉移風險，提高乳腺癌患者生存率，給病人生存帶來最大的機會。

參考文獻

[1]方琦，王旭芬.乳腺癌改良根治術后其分子亞型年復發風險分析[J].中國實用外科雜志，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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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英軍.不同分子亞型乳腺癌的臨床特點和預后分析[D].福建福州：福建醫科大學，2012.

篇3

可靠性與風險是兩個互補概念，前者的研究始于本世紀30～40年代，用概率論研究機器設備的維修問題；后者的研究始于50年代，最早是由軍工生產部門提出。到80年代初，可靠性和風險分析理論逐步形成一門內容豐富、方法多樣、理論體系較完整的邊緣科學。

在水資源工程中可靠性概念應用早于風險，例如在水庫調度中，人們早就用發電保證率、灌溉保證率等概念方法評價水庫運行策略的優劣。風險分析在70年代后期才滲透到水資源研究領域，并最早在美國水資源開發中得以應用。1984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了ASI高級研究所，專門從事水資源工程的可靠性與風險研究，并提出了水資源工程可靠性與風險的研究框架和系統理論、方法及評價指標。目前世界各國對水資源工程中的風險決策以及水資源系統運行的風險分析都高度重視，并開展了廣泛的研究〔2,3〕。但作為水資源系統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水庫調度，其風險概念和分析方法80年代才提出，研究剛剛起步。

近年來國內的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4〕。傅湘等用概率組合方法估算了水庫下游防洪區的洪災風險率，用系統分析方法建立了大型水庫汛限水位風險分析模型；馮平等研究了汛限水位對防洪和發電的影響，通過風險效益比較定量給出了合理的汛限水位；謝崇寶等分析了水庫防洪風險計算中水文、水流及水位庫容關系的不確定性，研究了水庫防洪全面風險率模型應用問題；梁川以極差分析法進行防洪調度風險評估；王本德等〔5〕建立了水庫防洪實時風險調度模型，該模型考慮了水庫下游防洪效益與水庫風險兩個目標，又在論述水庫預蓄效益與風險分析的必要性和主要困難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一種風險率的計算方法，然后提出一種以經濟效益與風險率為目標的水庫預蓄水位模糊控制模型及求解方法；田峰巍等提出了依據典型聯合概率分布函數的風險決策方法。李國芳和覃愛基采用頻率分析方法，對水利工程經濟風險分析方面進行探討，得出一些有益的結論。隨著矩分析方法和熵理論的日臻完善，可將信息熵、概率論和風險估計結合起來，建立最大熵風險估計模型。李繼清等〔6〕采用層次分析方法，將水利工程經濟效益系統劃分為防洪、發電、灌溉(供水)效益子系統，辯識出風險因子，通過兩種風險組合方式，建立最大熵模型，得到系統經濟效益的風險特性。

2風險分析的一般方法〔5～10〕<>

2.1靜態與動態相結合的調查方法

調查方法是通過對風險主體進行實際調查并掌握風險的有關信息。動態與靜態結合是指調查既要了解主體的現狀，又要了解過去，又要歸納總結，預測它的未來。就水資源系統而言采用調查法對有些問題并不適宜，如水庫調度風險問題。

2.2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系統方法

系統方法是現代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它是從系統整體性出發，通過研究風險主體內部各方面的關系、風險環境諸要素之間的關系、風險主體同風險環境的關系等，確定風險系統的目標，建立系統整體數學模型，求解最優風險決策，建立風險利益機制，進行風險控制和風險處理。該方法適用廣泛，從理論上講是較科學、理想，但應用難度大。

2.3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分析方法

2.3.1定性風險分析方法定性風險分析方法主要用于風險可測度很小的風險主體。常用的方法有調查法、矩陣分析法和德爾菲法。德爾菲法是美國咨詢機構蘭德公司首先提出，主要是借助于有關專家的知識、經驗和判斷來對風險加以估計和分析。在水資源系統中有些不確定性因素難以分析、計算，因此該法在水庫調度風險決策中具有實用價值。

2.3.2定量風險分析方法定量風險分析方法是借助數學工具研究風險主體中的數量特征關系和變化，確定其風險率(或度)。

（1）基于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風險分析方法

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是研究水庫調度中可靠性與風險率的最為有力的工具，如過去對水庫運行的發電保證率和灌溉保證率等的計算均是建立在該基礎上的。該基礎理論和方法也適宜于解決風險率的計算。

根據水庫調度中風險的特點，以下介紹4種方法：

①采用典型概率分布函數計算風險率

在水庫調度中，影響風險主體的不確定性風險變量(或隨機變量)大都服從一些典型的概率分布，如三角形分布、威布爾分布、正態分布、高斯分布、伽瑪分布、皮爾遜Ⅲ型分布等。因此用概率分布密度函數的積分便可分析計算決策指標獲取的可靠率或風險率指標，該法計算簡單且精度也可基本滿足要求。

②依據貝葉斯原理計算風險率

設B1、B2、…、Bn是一組互斥的完備事件集，即Bi互不相容，則有∑Bi=Ω,又設P(Bi)>0,則對任一事件A，設P(A)>0，則有：

P

式中，P(Bi)為先驗概率(已知)或事前概率；P(A/Bi)是與先驗概率相關的條件概率(已知)；P(Bi/A)是事件A發生的條件下，引起Bi發生的概率，為后驗概率(未知)。

在水庫調度中當Bi為水庫放水，A為影響水庫放水的入庫水量和庫水位，則P(Bi/A)為水庫在已知入庫水量和庫水位的條件下，水庫放水的概率。同理，可對水庫放水的風險率進行計算。

③風險度分析法

用概率分布的數學特征如標準差σ或σ-半標準差，可說明風險的大小。σ或σ-越大則風險越大，反之越小。因為概率分布越分散，實際結果遠離期望值的概率就越大。

σ=(DX)1/2=((Xi-MX)2/(n-1))1/2或σ-=(DX)1/2=((Xi-MX)2P(Xi))1/2

σ是僅統計Xi<MX或Xi>MX。用σ、σ-比較風險大小雖然簡單，概念明確，但σ-為某一物理量的絕對量，當兩個比較方案的期望值相差很大時可比性差，同時比較結果可能不準確。為了克服用σ-可比性差的不足，可用其相對量作為比較參數，該相對量定義為風險度FDi，即標準差與期望值的比值(方差系數)：

FDi=σi/MX=σi/μi

風險度FDi越大,風險越大，反之亦然。風險度不同于風險率，前者的值可大于1,而后者只能小于等于1。

④離散狀態組合法

此法的基本原理是，首先給出各風險變量的離散型估計值；然后按照概率組合原理由這些離散的估計值來推求結果出現的大小及其可能性。該法屬窮舉的范疇，當風險變量較多，且每個風險變量的離散狀態個數較多時，就存在“維數災”。但在風險變量個數較少，每個風險變量內有發生或不發生兩種狀態即三項分布的情況下，用這種方法分析風險十分有效。

（2）基于馬爾柯夫過程的風險分析法

水庫調度中的入庫徑流過程一般服從于馬爾柯夫過程(馬氏過程)。馬氏過程是一類變量之間和相互關聯影響的非平穩隨機過程,其基本特性是無后效性。因此可用馬氏過程狀態轉移概率來推求水庫調度中風險變量相互影響的風險率計算問題。用馬氏過程已成功地推求了水庫調度方案的發電可靠率(保證率)。

（3）蒙特卡洛模擬法（MC法）

此法是目前西方國家廣泛應用的投資風險分析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將影響工程經濟效果的風險變量依各自的分析分別進行隨機取樣，然后用各變量的隨機值來計算經濟評價指標值，這樣對每個變量隨機地取一次樣就可以計算出經濟評價指標的一個隨機值，要作出經濟效果評價指標與其實現的累積概率的關系曲線，需要多次的重復試驗，且隨隨機風險變量的增多，其重復模擬計算的次數也要增多，需借助計算機進行計算。另外，這種方法難以解決各個風險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且要求給出各個風險變量的概率分布曲線，在統計數據不足時難以實現。MC法可以考慮隨機變量各影響因素，但計算量大且結果未必一定精確。所以，在有其它簡單方法時，一般都避免使用MC法，或以此法作為一種對照。

（4）模糊數學風險分析法

水庫調度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很多，如徑流、用水、庫水位變化等，常模糊不清，具有明顯的模糊現象和特征，因而用模糊數學進行風險分析是非常適宜的。

（5）一階二次矩法

此法的步驟是先選擇一理論分布族g(y)=g(y,θ)來逼近Z=f(X1,X2,…,Xn)的概率分布，然后用泰勒公式將Z在(X1,X2,…,Xn)的均值(μ1,μ2,…,μn)處展開，舍去二次以上的高階項，這樣近似求得的二階矩，進而估計參數。

一階二次矩法未考慮有關基本變量分布類型的信息，因此不能用概率指標合理反映結構的可靠度，實際上變量的分布類型對可靠度是有影響的。本法只適用于線性方程，當狀態方程為非線性時，在中心點處取線性近似，因此可靠度指標是近似的。由于狀態方程在描述一個問題時，因方程形式不同，其可靠度指標的近似值也不同，無法保持不變性是該方法的最大弱點。

（6）極限狀態法（JC法）

JC法是一階二次矩法的改進，該法適用于隨機變量為任意分布的情況。其基本原理是：先將隨機變量的非正態分布用正態分布代替，對于此正態分布函數要求在驗算點處的累計概率分布函數(CDF)值和概率密度函數(PDF)值與原來分布函數的CDF值和PDF值相同。然后根據這兩個條件求得等效正態分布的均值和標準差，最后用一階二次矩法求出風險值。

（7）最大熵法

最大熵法的基礎是信息熵，此熵定義為信息的均值，它是對整個范圍內隨機變量不確定性的量度。信息論中信息量的出發點是把獲得的信息作為消除不確定性的測度，而不確定性可用概率分布函數描述，這就將信息熵和廣泛應用的概率論方法相聯系；又因風險估計實質上就是求風險因素的概率分布，因而可以將信息熵、風險估計和概率論方法有機地聯系起來，建立最大熵風險估計模型：先驗信息(已知數據)構成求極值問題的約束條件，最大熵準則得到隨機變量的概率分布。

應用最大熵準則構造先驗概率分布有如下優點：①最大熵的解是最超然的，即在數據不充分的情況下求解，解必須和已知的數據相吻合，而又必須對未來的部分做最少的假定；②根據熵的集中原理，絕大部分可能狀態都集中在最大熵狀態附近，其預測是相當準確的；③用最大熵求得的解滿足一致性要求，不確定性的測度（熵）與試驗步驟無關。

最大熵法的計算量小于蒙特卡洛法，需要進行許多數學推導，計算較復雜，所以通常只應用在大型工程項目的風險分析中。

3結語

目前，風險分析的方法已有多種，它們在考慮因素、輸入信息、計算量以及適用對象上各有不同，進行汛期水庫調度風險分析時，應結合本領域本地區的具體情況、特點，比較和改進現有的方法。洪水調度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本身具有復雜性，因而還要積極拓展其他新理論新方法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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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風險分析食源性疾病定量微生物

Risk Analysis and Food-borne Disease Surveillance & Control

GAO WeiweiLIU HongWANG Liwei

(Shanghai Municip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Shanghai 200336)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risk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ood-borne diseases monitoring. By summarily analyzing the related risk assessment work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the risk analysis in food-borne diseases monitoring. That risk analysis in assessing food contaminants harm level, formulating measur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food safety,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food-borne diseases, and better protecting human health is very important.

[Keywords] Risk Ananlysis; Food-borne Disease; Quantitative; Microorganisms

近年來，風險分析的應用開始逐漸深入到衛生領域。2009年6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簡稱《食品安全法》）也是我國第一次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把風險分析的概念正式應用到食品安全領域，也對公共衛生的學科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就風險分析在食源性疾病監控中的應用進展作一綜述。

1.食源性疾病的概念和監控現狀

1.1概念

世界衛生組織（WHO）把食源性疾病定義為：通過食物進入人體內的各種致病因子引起的感染或中毒。我國2009年頒布實施的《食品安全法》把食源性疾病定義為：食品中致病因素進入人體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常見的致病因子有各種致病微生物、真菌及其毒素、天然毒素、寄生蟲和有毒化學物等。

1.2國內外食源性疾病監控現狀

近年來食源性疾病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食品安全問題已成為各國政府面臨的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美國通過食源性疾病主動監測網(FoodNet)、國家法定疾病監測報告系統、公共衛生實驗室信息系統、海灣國家弧菌監測系統、食源性疾病暴發監測系統等開展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其他還包括：完整的食源性疾病負擔評估、風險分析理論模型的建立及在食品安全風險管理中的應用、構建基于內科醫生組織的食源性疾病監測系統、食源性疾病癥狀監測系統、不明原因食源性致死因子研究等。此外，美國還開展了食源性疾病歸因資料研究，這也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匯聚了包括來自美國、英國、丹麥等國家的食品衛生專家。

歐盟自1980年起由WHO在歐洲組織實施食源性疾病監控項目。該項目由德國聯邦危險性評估研究所(BFR)管理，主要是為完成區域性范圍內的目標而設立，為適應社會發展、監控食源性疾病提供信息。自1980年運行以來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青睞，參加成員由最初8個國家增加到52個歐盟國家中的51個。

美國制定食品法律法規政策及相關風險評估工作主要由衛生和人類服務部（DHHS)、農業部(USDA)、環境保護局(EPA)完成。2003年美國農業部(USDA)成立了一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確定風險評估的優先領域，提供實施風險評估的技術指導，加強各機構在風險評估中的合作與交流。美國的食品安全標準都是在進行客觀的風險評估的基礎上制定的。

丹麥擁有較完整的食源性疾病監測系統。其監測范圍涵蓋了“從農田到餐桌”全過程的病原物質監測，尤其是啟動了沙門菌監測、微生物溯源技術應用、在特殊病原物或特殊食品中的風險評估等監測項目。

英國每年都發表動物源性食品安全監測報告，同時英國也在開展從動物到食品的微生物指紋圖譜追蹤，還發展了根據每年不同食品所致的發病情況估計該類食品相對危險度的方法。

加拿大建立了食品監督系統(CFI)，并由衛生部開展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以提供一個早期檢測系統，為評價控制策略提供基礎。同時該國還建立了食源性疾病暴發應急預案，采取綜合應對措施，以確保所有相關機構在食源性疾病暴發時能迅速動員并應急響應，從而減輕并控制風險。

中國建立了全國性的食物中毒網絡直報系統，并在2000年開始了全國性的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各省市，這一網絡將進一步擴大到中西部地區。目前，國家食源性疾病監測網絡報告系統也正在不斷完善。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人口流動以及戰爭和自然災害，食源性疾病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趨勢。食源性疾病可能在局部地區、全國或國際范圍發生，它不僅會影響人類健康，有時還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影響。2008年首先在中國暴發的嬰幼兒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致病事件至少造成26萬余人生病，直接經濟損失數十億。因此對食源性疾病的監控亟待加強，并迫切需要尋求更新的監控理念和技術手段，同時還需要世界各國的協同作戰。

2.食品風險分析的概念和應用

2.1概念

食品風險分析是包含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信息交流3個組成部分的科學框架，其中風險評估是整個體系的核心和基礎。風險分析的根本目標在于保護消費者的健康和促進公平的食品貿易。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CAC）會對風險分析的一系列定義[1]如下：

危害（Hazard）：食品中含有的，潛在的將對健康造成副作用的生物、化學和物理的致病因子。風險（Risk）：由于食品中的某種危害而導致的有害于人群健康的可能性和副作用的嚴重性。

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是包含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信息交流3個組成部分的科學框架。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是包括以下步驟的科學評估過程：(1)危害確定，(2)危害特征描述，(3)暴露評估，(4)風險特征描述。其中，危害確定（Hazard Identification）：對可能在食品或食品系列中存在的，能夠對健康產生副作用的生物、化學和物理的致病因子進行鑒定。危害特征描述（Hazard Characterization）：定量、定性地評價由危害產生的對健康副作用的性質。對于化學性致病因子要進行劑量－反應評估；對于生物或物理因子在可以獲得資料的情況下也應進行劑量－反應評估。劑量－反應評估（Dose-Response Assessment）：確定化學的、生物的或物理的致病因子的劑量與相關的對健康副作用的嚴重性和頻度之間的關系。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定量、定性地評價由食品以及其它相關方式對生物的、化學的和物理的致病因子的可能攝入量。風險特征描述（Risk Characterization）：在危害確定、危害特征描述和暴露評估的基礎上，對給定人群中已知或潛在的副作用產生的可能性和副作用的嚴重性，做出定量或定性估價的過程，包括伴隨的不確定性的描述。

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這個過程有別于風險評估，是權衡選擇政策的過程，需要考慮風險評估的結果和與保護消費者健康及促進公平貿易有關的其他因素。如必要，應選擇采取適當的控制措施，包括取締手段。

風險信息交流（Risk Communication）：貫穿風險分析整個過程的信息和觀點的相互交流的過程。交流的內容可以是危害和風險，或與風險有關的因素和對風險的理解，包括對風險評估結果的解釋和風險管理決策的制定基礎等；交流的對象包括風險評估者、風險管理者、消費者、企業、學術組織以及其他相關團體。

2.2風險分析的應用

1986-1994年舉行的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形成的實施衛生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 SPS協定)[2] 中強調，食品的安全措施應建立在風險評估的基礎上。聯合國成員國應確保其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是采用有關國際組織制定的風險評估方法，并根據本國的具體條件，對人、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進行風險評估。1995 年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 FAOPWHO) 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了危險性分析應用于食品標準制訂的聯合專家委員會，第一次提出在食品安全領域進行危險性分析的新概念[3]。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于1997年正式決定采用與食品安全有關的風險分析術語的基本定義，并把它們包含在新的CAC工作程序手冊中。目前，風險分析已被公認為是制定食品安全標準的基礎。世界衛生組織在2001 年召開的第53 屆世界衛生大會上重申，要最大可能地利用發展中國家在食源性因素風險評估方面的信息來制定國際標準。

3.風險評估與食源性疾病監控

3.1 點評估

概率評估點估計（point-estimate）：數據輸入為單一的數字，例如平均值或95 ％置信區間上限值（一般是表示“最壞的情況”，即worst case分析）。點估計應用比較簡便，節省時間，但是點估計的不足在于對風險情況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通常忽略評估信息的“變異性”和“不確定性”。如“最壞情況”評估通常是描述一個完全不可能發生的設想，即所有的情況都做最壞的估計，由此得到的評估結果常常在現實中是不客觀的，容易帶來對風險問題的錯誤理解。一般來說，“最壞情況”的評估只是作為最保守的估計。

3.2概率評估

與點評估和簡單分布相比，概率暴露評估模型可用來描述食品污染物的暴露風險分布, 如對某一特定的健康影響發生的概率；它也可用于描述最終可能用于概率風險評估的暴露分布。在概率分析的過程中，主要采用了Monte Carlo模擬分析[4]的方法，市場上的風險分析軟件@risk4.5、Crystal Ball等可用于食品中污染物暴露評估模型的構建。在食品污染物的膳食暴露概率分析的模型中, 食品消費數據及殘留量/或濃度數據均使用分布, 并且依據每一個輸入的分布, 找出與暴露過程相一致的數學模型, 用隨機生成的一些數值來模擬膳食暴露。即一旦模型和輸入的數據被選擇了, 運用合適的軟件系統, 就可以設置所需的模擬和重復數據, 并且可以利用這個模型對所有可能的結果進行分析和判斷，也可對一些與暴露評估相關的不確定性因素進行定性。

3.3 風險評估的應用

3.3.1生物性污染物風險評估

2002 年WHO/FAO 聯合評估專家組完成了蛋和肉雞中沙門菌的風險評估。雞肉中沙門菌的風險評估尚未能包括從生產到消費的整個食物鏈。評估結果顯示，降低被沙門菌污染雞肉的流行率與人群患病的危險性密切相關，如果將雞肉中沙門菌的污染率由20 %降低到10 %，可使人群的感染發病率降低50 %。蛋中腸炎沙門菌的風險評估表明，降低雞群中腸炎沙門菌的流行率可直接降低人群的發病率。模型可同時用于評估改變蛋的儲存時間和溫度對人群發病的影響。改變烹調方式無助于交叉污染帶來的發病危險性，而家庭引起交叉污染是引發疾病的重要來源[5]。

2004 年WHO/FAO 聯合出版了有關即食食品中單增李斯特菌的風險評估報告。報告指出,攝入一定量單增李斯特菌引起疾病的概率與疾病的三大要素有關:食物、菌株的毒力和消費者的敏感性。評估模型顯示,在不同的國家攝入單增李斯特菌菌量導致疾病的危險性差異沒有顯著性,而不同的加工、操作方式影響了食品的污染途徑和餐后致病的危險性。預防和控制食品消費時的污染水平,將對降低李斯特菌病有顯著影響,特別是控制好儲存溫度和時間,將減輕細菌生長帶來的危險性。迄今,李斯特菌病患者都與攝入了不符合李斯特菌限量標準的食品(0 CFU/g 或100 CFU/g) 有關。單增李斯特菌的風險評估僅關注于即食食品,并且僅調查了超市至消費階段。危險性特征描述的結果受到模型中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如細菌在食品中的污染情況、污染水平、繁殖情況、人群消費特點以及副作用等與攝入相當數量的單增李斯特菌細胞之間的關系。用于單增李斯特菌評估的定量資料僅限于歐洲食品,對消費特征的描述也僅限于加拿大或美國。

在國內陳艷等[6]人為模擬生牡蠣消費引起副溶血性弧菌(VP)疾病的危險性，在福建省開展了定量微生物風險評估。結合暴露評估模塊的結果與貝塔-泊松劑量反應模型，推測由消費VP污染的生牡蠣導致疾病發生的危險性，分析結果表明，零售期間牡蠣的未冷藏時間、零售帶殼牡蠣體VP密度的對數值、冷卻持續時間和氣溫等因素與疾病發生的危險性顯著相關。采取縮短零售期間牡蠣的未冷藏時間、快速冷卻、微熱處理和冷凍貯存等控制措施，能夠明顯降低疾病發生的人數。該研究為我國制定減少VP對公眾健康影響的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此外，FAO/WHO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JECFA)[7]，根據流行病資料和動物實驗結果采用數學模型估計黃曲霉毒素(AF)的致癌作用強度，即每人每天每公斤體重攝入1ng，每年能在1 0萬人中增加肝癌的病例數。經綜合多項研究的結果，得出在 HBsAg (-) 人群中，每人每天每公斤體重攝入1ngAF，每年在10萬人群中可增加0.01個肝癌病例，而在 HBsAg (+)人群中，則可增加0.03個肝癌病例。

3.3.2化學污染物風險評估

JECFA在廣泛收集各國數據的基礎上，對丙烯酰胺進行了系統的評價[8]，丙烯酰胺非致癌效應的NOEL為 2ug/kgbw；而根據動物致癌實驗的結果，最保守的致乳腺癌的BMDL0.3mg/kg bw。評價結論為：平均攝入量不會產生有害作用，但不排除高消費量發生神經損害的可能。

蘇丹紅作為一種染料在工業上應用廣泛， 因其對人體健康具有潛在危險性， 我國及歐美等國家嚴格限制其作為色素在食品中進行添加，但目前在我國和歐美市場上發現了含蘇丹紅I的食品，這引起了公眾的普遍關注。宋雁等人就蘇丹紅I－Ⅳ在食品中的污染情況、人體暴露情況、人體接觸途經及生物標志物、 對人體健康 的潛在危險性等方面進行評估[9]。

高峻全等人運用總膳食的方法得到了2000年中國成年男子和全國平均膳食 中鉛、鎘攝入量及占暫定每周允許攝入量(PTWI )數據，結論表明中國不同地區膳食鉛、鎘的攝入量是安全的,只有某些地區的個別樣品超過中國食品中鉛,鎘限量標準[10]。

4.小結

風險分析在科學評估食品中污染物危害水平、制定切實有效的保障食品安全的管理措施、降低食源性疾病發生、更好地保護人類健康方面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國以法律的形式確立對上述內容開展監測，對于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食品安全法》規定“國家建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與評估制度” ，確立了我國食品安全管理中對于健康危害的評價采用風險評估的手段，并將這一手段作為一種制度加以規定，充分反映了我國食品安全管理更加強調科學性，也標志著我國采用國際通行的原則和方法開展風險評估研究工作并制定相應規范，將風險評估與管理相結合，使我國的食品標準體系和衛生管理規范與國際接軌。

主要參考文獻：

[1]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Joint FAOP WHO Food Standards Programme ,Procedural Manual ,12th edition ,FAO Rome ,2001. 432－444

[2]WTO.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Measures ,1994.

[3] FAO/WHO. Application of risk analysis to food standards issues.In : Report of a Joint FAOP WHO Expert Consultation. Geneva ,Switzerland , WHO,1995

[4]Zwietering MH , van Gerwen SJC. Sensitivity analysis in quantitative microbial risk assessment . Int J Food Microbiol , 2000 ,58∶ 213－221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isk assessments of Salmonella in eggs and broiler chickens , Microbi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series 1 , 2002

[6]陳艷,劉秀梅福建省零售生食牡蠣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定量危險性評估[J], 中國食品衛生雜志,2006年18(2):103－107

[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valuation of Certain Contaminants,WHO Technical Report Series 930 Geneva :WHO 2 0 0 6

[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fety Evaluation of Certain Food additives and contaminants ，WHO Food Additives Series 40，IPCS.Geneva:WHO 1998

篇5

一、前言

投資項目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是客觀存在的，大量事實證明，人們對投資項目的分析和預測不可能完全符合未來的情況和結果。這是因為，客觀環境、條件及相關因素是變化發展的，而人們依據過去的數據資料和經驗所做的預測很難完全符合未來的事物發展規律和實際狀況，而且時間距離越遠，預測的誤差也越大。為使投資決策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需要對風險實行科學的分析和評估。于是投資項目風險管理作為新興的經濟管理科學，便應運而生，它是在經濟學、管理學、行為科學、運籌學、概率統計、計算機科學、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學科和現代工程技術的基礎上，結合現代建設項目和高科技開發項目的實際，逐漸形成的一門新興的經濟管理邊緣科學。

在國際上，風險管理已日漸成為投資項目評估和風險決策分析的重要部分。包括項目在內的現代決策，實質上是風險型決策，而風險決策的核心是風險分析與管理，它直接關系到投資項目的合理判斷和科學決策。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尤其是加入!"#后，項目風險日益增多，至今我國還沒有全面引入風險管理對投資項目的全過程進行風險估計與評價，這是造成我國許多工程投資膨脹和工期拖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我國推廣投資項目風險分析理論的研究與風險管理的應用，對促進我國經濟穩定、持續、健康、快速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投資項目風險分析的發展與趨勢

1投資項目風險分析的新概念

投資項目風險分析就是通過對風險因素的識別，采用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的方法估計各風險因素發生的可能性及對項目的影響程度，揭示影響項目成敗的關鍵風險因素，提出項目風險的預警、預報和相應的風險對策，為投資決策服務。風險分析的另一重要功能還在于它有助于在可行性研究的過程中，通過信息反饋，改進項目設計方案或優選設計方案，直接起到降低投資項目風險的作用。由于有些風險造成的損失不宜用投資或經效益的變化來度量，對復雜的重大項目有必要進行各專項風險分析或單因素風險分析。投資項目風險分析應是專項風險分析和單因素風險分析相結合的綜合系統分析。

2投資項目風險分析技術的發展

20世紀50年代后，計算機網絡技術的問世，使得現代計算與網絡技術廣泛用于描述各種工程技術、生產組織、經營管理系統，并迅速成為簡捷地分析、求解、優化這些系統的有效技術。

進入70年代，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大規模、復雜的網絡邏輯運算成為可能，而且更加方便，同時還能對這類網絡模型進行綜合、分解、資源分配、成本優化。另一方面，網絡技術與模擬技術相結合，產生了隨機網絡仿真技術（GERTS），在GERTS的基礎上，又出現了各種特殊用途的仿真隨機網絡技如成本優化仿真隨機網絡（GERTS）、選擇模型仿真語言（SLAM）和圖示可靠性分析仿真程序（GRASP）等，極大豐富了網絡技術的研究領域和應用范圍。

80年代初，在GERT的基礎上，出現了風險評審技術（VERT）網絡模型，引進了完成項目具有風險的概念，把完成項目的時間、費用以及效果聯系起來，建立三者之間的數學關系，從而大大增強了網絡技術描述與分析現實系統和客觀世界的能力。隨后，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網絡技術適用的項目或系統越來越大，描述及分析的功能更加完善；二是用于計算和分析各種網絡模型的計算機軟件微機化，這大大增強了實際應用的可能性。

3風險分析理論與現代網絡技術相結合的發展趨勢

隨機網絡是一種可以反映多種隨機因素及其隨機變量間相互關系的網絡技術，在隨機網絡模型中，包含著各種隨機成分，如時間、費用、資源耗費、效益、虧損等，并且可以處理系統中各種項目及其相互影響的隨機性問題，即一活動按一定規律可能發生或

不發生，相應地反映在項目開始或結束的節點也可能發生或不發生，從而為許多復雜的、包含多種隨機因素的系統的研究和分析，提供了有效途徑。因此，在投資項目的工期與費用估計中，將風險分析與隨機網絡技術相結合是可能的，并且具有其優越性。一是直觀性，隨機網絡模型可以直觀、形象地描述影響工期和費用的風險因素及其相互關系；二是可計量性，根據隨機網絡模型，可估計出各風險因素對活動工期和費用的影響程度；三是可控性，根據風險因素對項目工期和費用的影響程度估計，為決策者提供一整套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為投資項目能以最少費用按期完成提供科學管理依據。

三、我國項目風險管理的應用現狀與發展趨勢

1項目風險管理技術是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發達國家項目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支撐工具，項目理方法的核心是風險管理和目標管理，而項目風險管理是一種項目主動控制的手段，其主要目標是使項目的三大目標：投資7成本、質量、工期得到控制。這種主動控制與傳統的偏差/糾偏/再偏差/再糾的被動方式截然不同，風險管理對項目目標的主動控制體現在通過主動辨識風險因素并加以分析，先采取風險處理措施進行項目的主動控制。但我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進項目管理理論與方法時，只引進了項目管理的基本理論、方法與程序，沒有同時引入風險管理，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們風險意識普遍較差，尚未認識到運用風險管理技術來抵御風險或轉移風險的重要性，而且當時我國尚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家是惟一的投資主體，為了在賬面上反映節省投資而不愿意增列風險管理費用。

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國外各種風險管理的理論與書籍被介紹到中國，同時也被應用到項目管理中，尤其是大型土木工程項目。另外，我國的經濟體制也逐漸由計劃體制轉為市場體制，投資主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2001年全國工業技術改造項目總投資&##’億元，其中企業自籌資金(%(%億元、銀行貸款%"!)*#億元、政府投資%)&*&億元、利用外資$((*&億元，分別占總投資的!"*’+、%#*(+、$*#+和(*$+，風險管理成為現代企業管理重要的組成部分。

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規模宏大的長江航道工程、廣州地鐵項目、上海磁懸浮列車等項目，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都制定了風險管理方案，并成功地運用了項目風險管理方法。從%’#!年起至%’’)，由國家科委主持的國家重點科技攻關“三峽工程重大科學技術研究”項目中，安排了三峽工程的風險研究，在國內首次對大型工程項目進行風險分析與評價。在研究過程中，綜合利用了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以具體的三峽工程為背景，研究投資項目經濟風險、投資膨脹風險、工期風險和財務風險，取得多項重要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