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非遺文化綜述，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摘 要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原地區古老而鮮活的傳統文化，是地域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資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氣質、民族凝聚力的有機組成和重要表征。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的大背景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方面獲得了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大量蘊涵著獨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就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

關鍵詞 體育類 非物質文化遺產 項目 研究

一、研究背景和意義

（一）研究背景

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各族人民長期以來所創造積累的重要文化財富，是人類創造力、想象力、智慧力和勞動力的復合與統一的完美體現，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生動展示[1]。

深挖本地域特色文化內涵，闡釋地域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價值，維護文化的多樣性，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是新時期加快文化強省建設的一項創新工程，符合河南省建立中原經濟區的戰略要求，是推動中原文化繁榮，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發展壯大文化產業，打造鮮明地域特色、展現中原風貌、提高中原文化影響力的重要舉措。

（二）研究目的與意義

1.研究目的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源遠流長的中原歷史留下的文化印跡，體現著中原的競爭力，同時河南省的非遺文化的開展仍存在著發展緩慢的態勢，為促進體育非遺文化的現代化發展進程，本文欲著重分析河南省體育非遺文化研究的當代意義，以提升民眾的文化認同，選定體育非遺文化的角色定位（奧運機制還是群體機制？），分析制衡河南省體育非遺文化發展的因素，試圖通過對現代瑜伽項目的研究為河南省體育非遺文化提出非遺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意見和建議，研究“誰來傳承？傳承什么？如何傳承？”的問題。

2.研究意義

（1）理論意義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是對中原生態體育文化信息進行搶救、集聚和整理，研究以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為研究對象，綜合涉及傳統的人類學，快速發展的傳播學和亟待完善的體育學。通過這些學科理論知識的運用，不僅可以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提供一次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嘗試，而且還有可能為豐富這些學科的理論成果添磚加瓦，為滿足該領域的教育和研究需求起到積極的意義。

對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進行研究，可以擴大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社會影響，對于其文化傳承起到了積極地助推作用，還可以詳盡的了解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阻礙與問題；同時，對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保護與開發問題進行研究，可以對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較深層次的文化發掘，符合河南省現階段積極推進的把河南省由文化資源大省建設為文化產業強省的戰略決策和大力實施“中原文化崛起”的既定方針，具有較高的理論研究意義，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河南省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具有較高的實踐價值。

（2）實踐意義

研究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武術文化遺產，對深入認識和了解河南地域武術文化，全面地認知中國武術文化版圖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研究一方面對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體系進行整理與挖掘，探索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從而調動民眾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引起人們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多的關注，不斷加大對其保護力度；另一方面，通過借鑒瑜伽的發展理論和經驗，探索如何在傳統和現代、繼承和發展之間找到對其進行保護的科學、合理、有效的措施，以確保其生命力，為河南省更好地保護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建議，以利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發展。

研究對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出了具體對策，希望能夠為相關部門具體實施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政策實踐的參考。

二、文獻綜述

（一）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

2005年12月，國務院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界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

根據國務院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界定，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體育文化表現形式及文化空間。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是指在河南境內，由廣大人民群眾創造的，與體育相關的且具有一定科學價值的文化，是河南人們創造的體育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綜合。

（二）傳承和發展的概念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05]18號）中明確指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應采用“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工作方針，提出了保護與傳承、發展并重的工作要求。在現代科學體系中，“傳承”一詞首見于民俗學中，以20世紀30年代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為標志，他提出要對普通人的日常民俗事象進行研究，從而闡釋歷史、文化、變遷的過程及發展特征。國際學術界形成了其他與傳承相關的理論主要有傳播論學說的維也納學派、曼徹斯持學派與傅厄斯學派等[2]。《非物質文化遺產視域下湖南傳統武術傳承研究》中提出傳統武術的傳承就是由傳人實施的，在代際之間進行的技藝、理論、習俗等傳統武術文化內容的傳遞和傳播。

研究認為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即承襲、創新并廣為傳播。承襲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歷史價值、文化淵源、宗教儀式、風俗習慣等文化元素和生態環境。與時代要求相結合，在傳承譜系比較明晰的武術基礎上，創造理論和技術體系比較成熟的武術技藝和健身、養生功效突出的套路，使其具有生存、發展的特定空間和時間維度，植根于民間的活態的傳統行為方式。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核心就體現在它的傳承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的變異與創新。同時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會隨著社會特征、競技生活、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等發生變化，會影響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審美思想，因此，完善的傳播方式對擴大非遺文化的影響力有著積極的作用。

（三）國內關于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現狀

1.國內關于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

國內關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涉及文化價值、歷史價值、保護研究、立法研究、制度研究、現狀調查等，但都側重于本區域的研究，地域性研究體現了一定的區域特點，但從總體是顯示出各地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并在保護的基礎上提出了與當地文化、政治、經濟相結合的傳承方式。

2.國內關于體育類或武術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觀點

國內學者多以本地區的非物資文化遺產為研究對象，根據對本土文化的歷史追溯，相應的提出傳承和發展建議。

牛愛軍從全民健身和民俗學的角度出發，提出融于當地生活風俗中傳承，并結合當代新農村建設，開展全民健身運動，發揮體育的健身功效，根據項目特點進行開發，提出商業開發與創意產業相結合的發展方式。

白晉湘從法律角度出發，指出健全法律保護機制，建立管理和保護體系，建立體育博物館，開展文化普查工作，加強對傳承人的保護和關注。

社會活動和社團的開展體育非遺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姚應祥對湖州船拳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進行深入研究，提出加強立法、加大宣傳、依托學校，建立體育社團，開發旅游的傳承建議。董亮在對四川少數民族體育的研究中指出要將仍具有較強生命力的體育文化遺產發展成為大眾健身娛樂項目，延長其生命周期。

張巧鳳對非遺文化的軟文化實力進行研究，在《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高我省文化軟實力》中指出調動傳承主體的積極性是對非遺文化的可持續性延伸，提升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是文化競爭力的優勢所在，應打造河北特色的非遺文化品牌。

李榮芝、虞重干從傳播學角度出發，指出可以通過學校教育傳承途徑、競技化途徑、社會教育途徑、生活化途徑。《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看中國民族傳統體育發展》中也針對民眾缺乏民族傳統知識認知現狀，提出加強政府管理、加大媒體宣傳、維持文化“原生”的生存環境和發揮院校優勢及賽事促進等建議。王林在《傳統武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困境與對策》中指出應營造適宜傳承的文化生態，加強傳承人的名人效應，加強傳承梯隊的建設。徐旭對嶺南醒獅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要推動武術與醒獅相結合的影視業和旅游業的發展。安劍群等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視野下“人龍舞”的文化傳承研究》提出要進行廣泛地區的橫向傳承，和不斷創新的縱向傳承相結合，加強群體性傳承和學校傳承、社會傳承的方式相結合；

綜上所述，國內關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陳關于發展的研究，從政治、經濟、立法、教育學、傳播學、民俗、社團、社會活動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為非遺文化的傳承奠定了一定基礎。

3.關于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研究

在傳承管理機構的研究中，王志高的碩士論文《嵩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制度保障研究》強調法治機制的建立，建立有制度的組織運行方式，提出以發展武術文化產業的方式傳承和發展。

在傳承主體的研究中，王玉霞《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構成及挖掘保護對策》提出加強對傳承人的培養，將非遺保護工程納入學校教育體系。本人在《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問題研究》中提出通過對健身團隊的管理和扶持，推廣和傳承非遺文化的技藝推廣。

在傳承內容的研究中，李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視域下的民族傳統-以河南少林武術、陳氏太極拳為例》指出要加速多種方式的宣傳，挖掘民俗文化的體育娛樂審美價值；王偉紅《河南省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中提出開發非遺文化的器物層產品，做大做強非遺文化品牌活動，建立省及地市“非遺展示中心”。

在傳承方式的研究中，任麗萍《傳承?創新―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學校體育研究》中提出將其納入學校體育課程體系；倪同《基于JSP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的研究與開發》碩士論文中提出建立數據庫，有效提高非遺文化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供可視化信息，用網絡模式提供資源共享，數字化宣傳和保護非遺文化；賴學鴻《河南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利用思考》提出政府政策導向與輿論宣傳是推動其傳播和發展的保證，形成主體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合的科研之路，利用商業開發實現體育文化傳承和弘揚，建設體育加旅游的產業機制，構建教育為中心的傳承機制；王靜的碩士論文《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出版資源開發研究》中提出通過培養專業的出版人才，開發高質量的傳統出版物和網絡出版物相結合的方式促進非遺文化的傳播；郭鵬飛《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強調要加大普及力度，調動民眾文化自覺性，在政府主導下，依托學校教育資源，提出非遺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加強非遺文化的長遠規劃和管理。

綜上所述，對于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立法管理有了專題的研究，但為數不多，對傳承主體還僅限與對傳承人的保護和關注，對傳承團隊建設的研究基本沒有，傳承內容上提出了對體育健身價值的延伸和器物層面的開發，傳承方式聚集了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結晶，大多數認為多種形式及層次的廣泛傳播有利于非遺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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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rotection；development model；authenticity

中圖分類號：F5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12-0024-03

0 引言

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3年10月頒布了《保護非遺公約》，公布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的概念，學術界開始了對非遺各方面的研究。非遺的學術研究主要涉及到非遺的理論研究、非遺的保護與傳承、非遺的利用。非遺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其旅游開發利用逐漸受到學者的關注。近十年關于非遺旅游開發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多，眾多學者對非遺旅游的保護與傳承、非遺旅游的開發模式等方面進行了研究。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文章選擇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的期刊庫，以“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為檢索項進行主題檢索，以2006年到2015年為時間節點，共檢索到相關文獻2318篇，其中期刊共1505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文章共375篇，博碩論文共482篇。

1.2 研究方法

文章選取375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章中的關鍵詞進行整理，提取詞頻高于5的20個關鍵詞運用UCINET軟件進行社會網絡分析，得到結果如圖1。

通過圖1分析可以看出，非遺、旅游開發模式、旅游開發、旅游資源的連線較密集，即對非遺旅游開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開發、開發模式、旅游價值、原真性、旅游的保護與開發以及傳承上。

2 非遺旅游的研究內容

2.1 非遺保護與旅游研究

關于非遺的保護與旅游的研究，尤其是關于非遺原真性的保護問題是眾多學者最關注的方面。馬育倩、左曉麗[1]認為非遺和旅游是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通過發展旅游促進非遺的傳承與發展。在發展旅游的同時要注重保持非遺的原真性，并且提出了“前臺―后臺”的發展模式，既要不斷創新非遺的舞臺表演形式，又要保護非遺的原生態環境。徐茜[2]以涼山彝族火把節為例，提出了火把節原真性保護與旅游開發和諧發展的具體策略，突出了旅游專業人員、原住民與當地政府在火把節原真性保護和旅游開發中的作用。雷蓉、胡北明[3]從保護和傳承的視角分析了非遺旅游開發的必要性及對非遺保護的作用，他提出旅游開發可以為非遺提供保護資金、為其發展提供生存空間、為其傳承提供群眾基礎，同時還可以提升遺產旅游地的品牌與價值。顧金孚、王顯成[4]提出了保護性旅游開發應該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并提出要科學規劃非遺，合理分區，分類保護。適度引進高科技術對非遺進行保護。趙悅、石美玉[5]通過分析非遺的價值和多種保護途徑，提出了對非遺的保護性開發對策，并提出了一些開發模式以解決非遺保護與開發的矛盾。華春霞、賈鴻雁[6]從旅游系統的三大主體即旅游者、旅游資源和旅游業三個方面論述了非遺開發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旅游開發對非遺的保護意義。但是并沒有提出具體的開發措施。鄧小燕運用了建構主義原真性理論，既注重旅游客體的原真性，又強調旅游主體即旅游者的自身的體驗。通過建構非遺原真性模型以土家族擺手舞為例，指出理解原真性的概念要從動態和互動的角度出發，理解其是動態的復雜過程[7]。通過構建非遺原真性模型來分析非遺與旅游開發之間的互動和動態關系可以直觀的為非遺的保護和旅游開發提供指導方法。賈鴻雁[8]指出要實現非遺旅游的保護性開發，需要建立行政機制、經濟機制、規劃機制、教育科研機制、法制機制共同組成的保障機制來實現非遺的保護性旅游開發。但是作者并沒有提到高新技術對非遺保護性旅游開發的作用。非遺的保護與旅游的關系研究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關于非遺旅游開發的沖突主要集中在旅游開發帶來的利益和破壞。

2.2 非遺旅游開發模式研究

非遺的保護與開發是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如何進行非遺的開發，眾多學者提出了一些開發模式。總體來說，非遺的開發模式可以概括為四種模式：靜態開發模式，即靜態的展示方式，包括建立博物館、展覽館等；活態開發模式，即包括大型舞臺劇、生態博物館、民俗村、文化村、情景體驗等反方式；商品旅游開發模式，主要是通過紀念品、工藝品等形式來凸顯非遺的特色；綜合旅游開發模式，將非遺的類型結合起來進行組合開發，通過旅游資源的異質性特點來吸引旅游者。此外，闞如良[9]等提出了主題村落再造的開發模式，以主題村落為載體，保護非遺的原生態環境，主要通過活化傳承的方式，突出文化旅游的功能，并采取集聚開發的手段形成生態文化博物村落，為傳統的手工技藝類的非遺旅游開發提供了借鑒意義。

雷蓉、胡北明[10]根據我國非遺的分類將其分為六大類，針對不同的非遺項目提出了各自有針對性的開發對策，為非遺的旅游開發提出了具體的開發模式。為其他非遺的開發也提供了很好地借鑒意義。

非遺的旅游開發模式已經初具模型，可以為各種非遺的旅游開發提供理論依據。在借鑒各種開發模式的過程中，要注重非遺的原真性保護和活化傳承，保護非遺的原生態環境，促進非遺的保護與傳承。

2.3 非遺旅游評價研究

對非遺的旅游開發的評價包括適宜性評價、價值評價、開發潛力評估等方面。

肖剛等[11]指出非遺的旅游價值包括文化、審美、教育、科考、經濟和歷史價值。尹華光[12]等通過調查問卷提出了非遺旅游開發潛力評估的指標，這些指標包括利益相關者、旅游產品開發、遺產本身價值、遺產承載力共4項一級指標29項二級指標，為非遺旅游開發奠定了理論基礎。顧金孚、王顯成對非遺旅游資源價值評價的體系進行了初步研究。通過遺產旅游開發價值、遺產生態敏感度[13]等5個指標構建了旅游資源價值評價的體系，并通過實證研究對嘉興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做出了等級分類。

2.4 非遺旅游多主體的研究

隨著對非遺旅游研究的深入，許多學者開始尋找不同的角度對非遺旅游進行研究。

虞陽、戴其文[14]從游客的角度來分析桂林非遺旅游開發的重點。通過對旅游對桂林非遺旅游和旅游產品的偏好，發現旅游者對傳統音樂類非遺很感興趣，其次是傳統舞蹈類。并且得出了旅游者最喜歡的非遺旅游產品是主題公園的結論；游客基本上認同保護非遺的重要性并對以上幾點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和策略。這些理論分析為桂林非遺旅游的開發提供了積極地指導意義。

王紅寶、谷立霞[15]從旅游體驗的角度分析了非遺的旅游開發問題。文中突出了非遺的原真性和活態性的特點，構建了旅游體驗與非遺旅游開發的關系模型，強調非遺是旅游體驗的重要內容，以旅游體驗進行旅游開發是保護非遺的有效途徑。作者提出了基于旅游體驗的非遺保護性旅游開發策略，更加關注游客的個性化需求和情感需求，并且要深入挖掘非遺的活態性。

周麗潔、易偉新[16]從消費者響應的角度來分析非遺的旅游開發。消費者響應實質上是指消費者對非遺旅游產品和服務的反映效果，及消費者對非遺產品和服務產生的共鳴，使旅游者達到滿意的體驗效果。消費者響應重在強調旅游者對非遺產品和服務的體驗效果。作者提出了提高消費者響應的措施，即挖掘非遺的活態性，保護原真性，增加體驗性，關注消費者需求，注重非遺的教育和當地居民的參與性。作者從消費者響應的影響因素入手，為提高旅游者體驗滿意度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議和措施。

鄧小艷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探討社區參與的非遺旅游開發。社區參與的研究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社區旅游是以社區為依托的旅游方式，“社區+旅游”是社區旅游的基本特征[17]。社區參與旅游開發有利于保護非遺的生存空間，可以凸顯傳承主題的文化自覺意識，是當下非遺旅游開發的一種新的有效的方式。

朱晗、趙榮[18]運用RMP理論以濟南市為例對非遺的旅游開發做出了研究。作者通過對濟南市非遺的旅游開發資源（R）、旅游開發市場（M）以及旅游開發產品（P）的分析，得出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是一種相互作用、相互推動的關系，并對此提出了具體的旅游開發措施。

秦美玉[19]從遺產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態度方面入手，以西昌彝族火把節為例，分寫了當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態度對非遺旅游開發的影響。通過調查問卷和SPSS分析法對問卷中的5個一級指標和22個二級評價指標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地緣條件差異導致火把節遺產發源地居民的旅游影響感知差異。

對于非遺旅游開發的研究已經不再局限于對非遺與旅游開發的保護性開發關系、開發模式的研究，對于不同主體和不同角度以及運用新理論對非遺的旅游開發的研究更有利于非遺的保護以及旅游開發的順利進行，以期促進非遺的保護與旅游開發的互動關系。從消費者響應、旅游體驗、社區參與、旅游者感知、旅游體驗、旅游者、傳承人等多個利益主體等多角度研究非遺的旅游開發可以更好地分析非遺的旅游開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 結論

3.1 非遺保護與開發的互動關系

大部分學者都認同旅游開發是對非遺的一種保護途徑，有針對性地對非遺進行旅游開發，可以為非遺保護提供需要的資金、技術支持，增強群眾保護非遺的意識，為非遺提供發展空間，促進非遺的傳承。非遺保護的重點是要保留非遺的原真性。如何處理好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保持非遺的原真性和活化性，使非遺處于原生態環境，需要非遺傳承人、當地居民、當地企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3.2 非遺旅游開發模式多樣化

非遺旅游的開發模式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將多種非遺綜合開發，一類是按照非遺的分類進行個體開發。如表1、表2。

3.3 研究主體的多樣性

學者從多個主體角度研究非遺旅游。從多個角度入手，可以更全面的反映非遺旅游開發的價值與應用。如表3。

3.4 非遺旅游價值評價是基礎

非遺旅游價值評價體系的構建是非遺旅游開發的重要前提。非遺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是否具備旅游價值是決定對非遺進行旅游開發的重要依據。非遺價值評價指標的選擇也是決定非遺旅游價值的關鍵。

篇3

關鍵詞：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是少數民族智慧的結晶，在其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來，關于我國少數民族非遺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民族學、教育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的滲透與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筆者檢索了“中國知識資源總庫”中3個主要數據庫2005—2013年的相關文獻，其中，以篇名“少數民族非遺”共檢索出文獻135篇，分別在“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檢索出120篇，在“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檢索出12篇，在“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檢索出3篇。通過對這些文獻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圍繞在研究中理論界比較關注的幾個問題進行綜述和簡要評析，力圖呈現理論界對該命題的研究狀況及研究特點。

一、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概念界定

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概念，對其進行界定的學者不多。韓小兵將目前有關“少數民族非遺”的幾種主要學理解釋歸納概括為以下三類：一是“綜合文化體系”說，主要指產生并流傳于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的，與各少數民族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傳的綜合性文化體系；二是“表現手法特征”說，特指由少數民族創造的，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表現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遺產；三是“公約定義套用”說，是“非遺”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數民族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1]。

上述三種說法中，“公約定義套用”說較為常用，即少數民族非遺是非遺的分支，在內涵與范圍兩方面與非遺的內在意蘊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現少數民族的特色與風格，是借助特定物質載體和表現形式所表現的該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特征與價值

（一）少數民族非遺的特征研究

對于少數民族非遺的總體特征，覃志鵬指出，少數民族非遺在文化變遷與傳承中顯露自己特有的時代特征，具有現實生活性、民間地域性、以人為主要載體、生態性與瀕危性等特征，這些特征要素互相關聯，有機地存活于民族群體之中，體現了豐富久遠的文化蘊涵[2]。韓小兵指出，少數民族非遺具有活態遺產性、民間傳承性、環境依存性、口傳身授性等非遺的一般特征，同時具有源生主體歸屬上的特殊性，即歸屬于相應的少數民族，而且與漢族非遺存在表象與特質差異，即在表現形態上更具有多樣性，普遍具有異于主流文化的構成要素，具有更強的瀕危性[3]。還有很多學者針對特定地域的少數民族非遺特征進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獨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數民族非遺的價值研究

對于少數民族非遺的價值，張世均從總體上指出，少數民族非遺在為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諧社會、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價值；在豐富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容、體現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多樣性與民族的審美、藝術價值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文化價值；在科學認識與研究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科學價值；在民族旅游資源利用和旅游產業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經濟價值[4]。郭劍英，余曉萍從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非遺的價值體現在多個方面，主要有社會價值、文化價值、科學價值、旅游價值[5]。

三、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與傳承

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問題。綜合來看，主要集中于保護現狀和保護措施兩方面的研究。

（一）保護現狀研究

近幾年來，我國政府搶救和保護少數民族非遺方面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面臨一些困境。汪立珍認為，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末，我國少數民族非遺挖掘保護工作隱藏著不足與缺憾：一是挖掘保護工作沒有一個系統持續的計劃，斷裂現象十分嚴重；二是挖掘保護的方法、手段單一 [6]。烏丙安指出，相對說來偏重于文化表現形式類遺產的保護，對民間傳統的文化空間類遺產的有效保護有所忽略[7]。陳莉指出，雖然我們已開始著手對少數民族非遺進行保護，但還是有許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費品，失去文化遺產的內在精神，進而在保護中走向消亡[8]。覃志鵬指出，我國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實踐存在著許多問題：保護意識淡薄；不但保護主體缺乏統一性和協調性，而且不時出現單純的保護文化碎片現象；競爭力在比較中呈現不斷弱化的趨勢；相關法制建設相對滯后[2]。

（二）保護措施研究

關于少數民族非遺保護措施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五個研究視角：

一是從總體上提出保護舉措。祁慶富指出，存續“活態傳承”是衡量非遺保護方式合理性的基本準則[9]。烏丙安認為，民俗文化空間是非遺保護的重中之重[7]。覃志鵬提出了樹立保護意識、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逐步實現產業化等重要舉措[2]。羅正副提出了對無文字民族非遺保護的思路和方案[10]。趙艷喜提出了非遺的整體性保護理念，即涵蓋非遺本體、相關環境和人這三項要素，從歷時性和共時性（時間向度和空間維度）對非遺進行的綜合、立體、系統性保護[11]。張曉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間理論的視角提出，傳承與發展非遺的有效途徑是符合時代特征的“動態保護”[12]。吳興幟從文化生態區的理念出發，探尋了非遺保護與傳承的道路，為非物質文化能夠繼續活態的、原真性的存續提供一種方法論視角[13]。韓成艷認為，非遺的保護必須落實在特定社區[14]。

二是從立法方面提出保護舉措。祁慶富指出，立法是搶救與保護口頭與非遺的根本措施[9]。黎明認為只有通過法律手段調整涉及少數民族非遺的社會關系，依法確立與制定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正確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護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國少數民族非遺的法律保護應遵循拯救第一、分層次保護的原則[16]。高燕對少數民族非遺的自治立法進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應當堅持傳統文化保護與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平衡的立法價值取向，注重動態保護與靜態保護的結合，根據自治層級和民族地區實際，科學合理選擇立法模式，并加強與相關法律法規的協調、銜接[17]。周超指出，社區參與是非遺國際法保護的基本理念。還有一些學者針對特定地域少數民族非遺的法律保護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從保護主體的視角提出針對傳承人的保護舉措。如今，依靠傳承人進行非遺保護，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之一。尹凌、余風指出，非遺傳承人是完成非遺保護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針對目前傳承人保護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從保護傳承人到培養繼承人這一創新思路[19]。鄭土有指出，在非遺保護過程中，在對核心傳承人進行重點保護的同時，還應該重視“群體”傳承人的培養，而“群體”傳承人培養的核心是兒童，在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鑒[20]。郎玉屏指出，傳承人是少數民族非遺有效傳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強少數民族青少年民族認同，使其愿意并欣然傳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陳靜梅、文永輝基于貴州的田野調查，提出了傳承人的分類保護舉措[22]。

四是從教育傳承視角提出保護舉措。汪立珍認為，把少數民族非遺納入教育體系是保護、開發、傳承少數民族非遺的重要手段與途徑，并從教育思想、教學方式、教學內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別注意的問題[6]。吳正彪指出，少數民族非遺要得到科學的傳承與保護，民、漢雙語教育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麗春也指出，學校教育是少數民族非遺保護和傳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體觀點[24]。張麗萍認為，少數民族地區高校參與非遺教育傳承，既是非遺傳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職能體現的需要，并提出了幾條高校加強教育傳承的具體措施[25]。

五是從其他角度提出保護舉措。一是數字化保護舉措。蔡群，任榮喜、邱望標認為，采用數字化多媒體技術，如通過對文化遺產相關的文字、圖像、聲音、視頻及三維數據信息進行數字化保存、組織和存儲來實現對遺產的保護，可以實現對貴州非遺的快速有效地保護[26]。二是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保護舉措。葉建芳認為，保護民族地區非遺是民族博物館的主要職責與功能，應通過各種方式搶救、保護、創新和發展民族非遺[27]。李樹林提出，民族地區圖書館應責無旁貸承擔起保護非遺的使命，發揮自身優勢，應用現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傳播展示非遺，實現人類民族文化遺產資源的共享。胡蕓、顧永貴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間非遺檔案管理工作進行了討論[28]。

四、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開發利用

少數民族非遺的開發利用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

（一）總體思路研究

陳廷亮認為，對少數民族的非遺資源的開發利用，只要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十六字方針，適度合理進行開發利用，不但能使少數民族非遺產生經濟效益，而且對其本身的活態保護與傳承也大有裨益。并選擇湘西、湖北少數民族非遺為例，強調指出，少數民族非遺的產業開發沒有也不能是一個統一的模式，應該根據不同類別的非遺制定不同的開發模式[29]。

（二）旅游開發研究

對于旅游開發與非遺保護的關系研究，很多人認為旅游開發破壞了少數民族“非遺”的生態環境，也有人認為適度的旅游開發可以促進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肖曾艷認為，旅游開發可以促進遺產保護，遺產保護好后反過來可以提升旅游開發層次，從而形成旅游開發和遺產保護的良性互動[30]。周麗潔指出，非遺的保護已不再是靜態的搶救與整理，并以湘西地區為個案說明以旅游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員意愿的原則下，文化重構是保護非遺行之有效的路徑[31]。陳煒、楊曼華在剖析旅游開發與非遺保護關系的基礎上，結合當前西部地區非遺旅游開發的實踐，指出對非遺旅游開發進行適宜性評價是應時之需，符合各利益相關體的需要[32]。

對于非遺的旅游開發應采取保護性開發模式，這一點學者們都達成了共識。張博、程圩指出，實現文化旅游視野下的非遺的保護與開發，必須了解非遺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遺的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33]。黃繼元指出，云南非遺旅游開發中存在過度開發、碎片式開發、孤立式開發等一系列問，必須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機制和政策法規監督體系”、“加強理論研究和科學規劃”、“重視人這一核心載體的保護和提高”等一系列對策[34]。王汝輝以四川省理縣桃坪羌寨為例，對非遺在民族村寨旅游開發中的特殊性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續利用的對策[35]。韓富貴在研究非遺保護傳承和旅游資源開發的契合點基礎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資源開發的非遺生產性保護模式，即“專題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態保護區”模式、“主題公園”模式、“旅游紀念品開發生產”模式[36]。

（三）其他開發利用途徑研究

在非遺其他開發利用途徑的研究中，李昕認為，西部地區豐富的非遺是文化產業發展重要的文化資本，探索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的途徑是極其重要[37]。王松華認為，在少數民族非遺保護利用過程中，通過產業化的手段尋求非遺在新的環境下傳承與傳播的市場空間，并借市場化的機會擴大規模與集聚資金，實現非遺存續與發展的良性循環[38]。譚志國以土家族為個案，針對非遺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決條件，提出了會展項目保護與開發這一新模式[39]。

五、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個案研究

近年來，也有很多學者分別選擇一些個案進行了研究，一類集中在具體某個少數民族的非遺研究，一類集中在具體某一類型非遺的研究。在第一類研究中，學者們主要結合各個民族自身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非遺特點、類型進行研究，并在探討其保護現狀的基礎上，提出針對性的保護對策。在第二類研究中，主要采用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結合的動態分析路徑，將非遺進行民間工藝、民間美術、民間舞蹈、民間音樂、文化空間、民間文學等門類劃分，選擇其中的某一項具體個案，結合相關的田野調查，探討該項非遺傳承保護的現狀、影響因素及變遷原因，并提出一些具體的保護和發展舉措。

六、研究述評

從以上研究綜述可以看出，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研究已經成為學界們關注的熱門問題之一，而且其研究現狀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從觀點上來看，少數民族非遺是非遺的分支，在內涵與范圍兩方面與非遺的內在意蘊相同，但更注重表現少數民族的特色與風格。不論是哪一類少數民族非遺，都是有著生命力的活態文化，其保護不是要把它封閉在一個既往的歷史時空點上，也并非是一種書齋里的歷史研究或者僅僅給博物館提供某種展品，而是文化建設系統工程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變其按內在規律自然衍變的生長過程，又不影響其未來發展方向的前提下，盡可能尋找開發式保護途徑，而且要逐步構建起完善的保護體系。

2.從研究方法來看，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是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并存。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和傳承是一個理論和實踐意義都很強的論題，大多數學者能充分契合這一特點，既能廣泛運用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和旅游學的相關理論開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調查，并將理論運用于實踐的指導。

3.從研究對象來看，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既有從宏觀視角，以整個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與傳承為研究對象；也有從微觀視角選擇具體某一個少數民族或是某一具體類型的少數民族非遺進行個案研究。

總之，目前我國關于少數民族非遺保護與開發的理論研究雖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與實踐工作相比，相對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還顯得有些滯后，真正有創見的、富有開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們應該密切關注實踐，通過跨學科的互動與對話，拓寬視野，努力提煉出富有創新性的理論和方法，使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研究走向縱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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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鄭土有.非遺保護中的“兒童意識”——從日本民俗活動中得到的啟示[J].江西社會科學，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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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South-Central Nationaliy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2 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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