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競技體育的異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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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競技體育異化作為一種顯著存在的社會現象倍受人們的關注，引起了社會的巨大反響。異化引發了運動員一系列道德修養、人性缺失現象，導致了少數運動員有技術無思想、有金牌而缺乏修養的現象愈加嚴重，形成了身體與精神發展相悖，同時也損害了一些運動員應有的正當權益。本文通過剖析競技體育的異化內質與運動員修養價值，提出培養運動員修養的建議，旨在為社會進一步在人格、品質和精神方面塑造合格的競技運動員提供參考。

關鍵詞 競技體育 異化 修養

一、相關概念

（一）競技體育

是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在全面挖據和發揮人的潛力的基礎上，多通過競賽這一特殊形式，以創造優異運動成績，奪取比賽優勝為目的，并伴有娛樂性、競爭性、規則性、結果不確定性等特征的文化活動。

（二）異化

簡單來說，異化就是事物之間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而后逐漸變得不相似或不相同的過程。哲學上講，異化就是主體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分裂出自己的對立面，變成了反對主體的異己的力量。

（三）競技體育的異化

競技體育的異化指在競技體育強化的過程中，主體憑借異己力量來達到或滿足自己的某種需求和某種目的，這種需求與目的不是通過公平競爭來獲得，它是一種不正當手段的、非理性的、違背常理的觀念以及行為規范。

二、運動員要增強對競技體育異化的正確認識

（一）競技體育異化的表現

1.競技體育和人的關系的失衡

由于競技體育的異化，造成競技體育出現的拜金主義、賭博、黑哨、假球、毆斗等頻繁見諸報端。興奮劑的使用更是屢見不鮮，研制的速度總是快于反興奮劑水平的提高，導致競技體育出現了諸多丑惡現象，使人們越來越從心底上產生對競技體育的排斥，競技體育與人的關系處于白熱化階段。而運動員應該要具備怎樣的修養來看待這個問題呢，部分運動員為了出名、改變現狀與社會地位，抵擋不住金錢的誘惑，致使競技體育與人的關系發展相悖，喪失了作為一名競技運動員應該有的道德修養，這種行為使競技體育丟掉了原本該有的公平公正，還無形中侵害別人的利益，甚至危害別人的生命健康。

2.競技體育開展過程中的問題

在訓練方面，教練員不尊重運動員的人格，采用辱罵、威脅和暴力等手段進行訓練，不顧運動員生理健康，不但沒有提高他們的修養，而且運動員的文化教育和文化水平還受到輕視。在比賽方面，局外的操控導致了不公平待遇的產生，參與者的斗毆等暴力事件屢見不鮮，嚴重侵害運動員的利益，顛覆了運動員的人生觀、價值觀，帶來了對運動員自身修養的無限深思。

3.競技體育結果的異化

競技體育的消極異化下，運動員的成績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個謊言，公平公正的競爭只是個不切實際的口號，競技體育所倡導的核心價值遭到普遍質疑，最后帶來的結果就是競技體育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和支持的程度大大降低。

（二）教育功能和運動員修養的異化

1.教育功能的異化

“奧林匹克主義認為，體育只有和教育、文化藝術緊密結合，才能更好地發揮其促進人全面、和諧發展的功能”。然而在“政治目的”“商品價值觀”“金牌意識”的籠子籠罩下，競技體育很重要的教育的價值變得不復存在或被淡化了，很多運動員從小就進入運動隊接受訓練，因此耽誤了文化教育的學習。

2.運動員修養的缺失

修養是指一個人在理論、思想、知識、氣質、領悟等方面經過鍛煉和培養后所達到的一定水平，也是一個人綜合能力與素質的體現。培養運動員的修養價值體現在運動員能夠全面的調適比賽與訓練帶來的緊張感，在比賽中發現美，欣賞美，在枯燥訓練中尋找到樂趣；體現在能夠提高運動員的情商，低情商會使運動員身心渙散、缺乏斗志，對比賽與訓練產生消極心態，而高情商的運動員永遠都會保持一顆永不服輸、堅持不懈、勇攀高峰的心，去克服訓練帶來的種種困難，積極、從容地應對比賽；體現在能夠提高運動員的社會地位，在萬眾矚目的大賽當中運動員表現出高修養姿態，良好公眾形象盡展人們眼前，這樣，運動員會成為一個傳播正能量、有榜樣的公眾人物，這對于自身的發展不可限量，社會地位的提高也就成為了板上釘釘之事。對于運動員修養的培養，不僅是運動員自我修養的提升，還是發展體育事業的客觀需要，是提高國家競技體育水平的必然要求。

現今，國內體育產業化、職業化、商業化趨勢越來越旺盛，競技體育的豐厚利益在社會發展中層出不窮，因為對于目標的過度追逐，忽視了對運動員可持續發展的培養，導致少數運動員有技術無思想、有金牌而缺乏修養的現象愈加嚴重，形成了身體與精神發展相悖。例如，2007年溫布利斯諾克大師賽，決賽是奧沙利文對戰丁俊暉，由于奧沙利文的支持者不斷辱罵丁俊暉，造成丁俊暉比賽失利，丁俊暉冷靜的行為顯示出了一個優秀運動員應有的修養；但1995年曼聯足球隊的坎通納就沒有那么冷靜，他直接是腳踢對方球迷，之后的停賽讓曼聯隊因此丟掉了冠軍；2013年孫楊事件，一系列的違反隊紀、隊規的行為被停止一切商業活動。所以，作為一名競技體育運動員，具備良好的修養是一件值得我們去考慮和深思的事情，對社會和運動員本身具有重要意義。

三、審視競技體育，提高運動員自我修養

競技體育是一種可以欣賞美的藝術，使人怦然心動，能夠超越語言、國界與社會因素的重重障礙，倍受人們的喜愛。競技體育的本質就是娛樂，所以又叫快樂體育，有各種有效規則來阻止不公平，是一種藝術的創造，給人一種既激烈、精彩又和C、優美的感覺，觀賞人類的極限。顧拜旦說：“體育是美麗、藝術、正義、勇敢、榮譽、樂趣、活力、進步與和平的化身。真正的奧林匹克精神，不含帶任何如政治、權力、賭博等因素，如若不然，那么體育的真正意義也被改變，賽場只是交易場”。

競技運動員的修養主要表現在競技賽場上，它是衡量一個運動員是否優秀的重要標志之一。在國際賽場上，運動員身上所折射出的修養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精神面貌，這種修養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體育它本身所帶給人的心靈上的震撼力。例如，在雅典奧運會體操比賽上，涅莫洛夫的展現幾乎完美，但由于裁判的不公平，引發了^眾的強烈不滿，流露出一雙雙憤怒、猙獰的表情，都在為涅莫洛夫抱不平，而涅莫洛夫做出的行為竟是如此的讓人深思與佩服，服從裁判，保持冷靜，使賽事照常推進，他展示出的自身修養使得全場一片歡呼，獲得了大家的肯定，從此，這一歷史時刻深深留在了人們的心中。

（一）健全運動員人格

運動員的人格是其向前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格的缺失或扭曲都將影響運動員的自身發展。培養運動員目標嚴重失調，只強調成績的提高，這無形中都會給運動員人格的健全帶來不良后果。所以在培養優秀運動員的過程中，要反對“唯技主義”的偏向，糾正金牌至上的意識，倡導“全人培養”的觀念，因為培養的對象是整個人，并不是局部。

（二）培養運動員良好品質和精神

競技運動員的品質和精神能夠激發運動員的運動潛能，推動競技體育有序、健康發展。運動員應該要養成良好生活習慣，掌握行為規范，增強生存空間的認知度等對于品質和精神的培養極為重要。

四、結語

在競技體育異化下，競技訓練要向更專業化、科學化方面發展，人們已經能認識自我修養對運動員的意義所在，但重視程度不夠，所以不管是教練員或其他相關人員更應該在現有體制和條件下，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來培養運動員的自我修養，提升他們的綜合素質，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完善他們的人格和情操。修養的缺失是競技體育異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要從自身修養出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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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陸璐.我國高水平運動員競技體育精神研究[D].福建.福建師范大學.2007.

篇2

由于發展中國家在推進區域一體化時，一般皆采用自由貿易區的形式，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針對自由貿易區展開。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獲取資源的優化配置效應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首要理性。關于自由貿易區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可以用圖1加以簡單說明。

圖1是一個自由貿易區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設世界有三個國家：本國（H），本國潛在的盟國（F）及代表世界其余國家的第三國。左圖代表本國，Dh與Sh分別代表本國某種商品的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在封閉經濟條件下，本國的價格是Th。假設國際市場價格為Pw，由于國際市場價格遠遠低于本國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價格，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根據比較優勢，本國屬于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現在假設本國為保護本國生產者的利益，維持本國對該種產品的生產，征收禁止性的從量關稅PwTh，征收關稅后本國的價格為Th。右圖代表本國潛在的盟國，Df和Sf分別代表盟國對該種商品的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盟國的價格是Tf。由于與本國一樣，國際市場價格低于盟國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價格，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盟國也是屬于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現在同樣假設盟國為保護其生產者的利益，維持對該種產品的生產，也征收禁止性的從量關稅PwTf，征收關稅后盟國的價格為Th。

現在假設本國打算與F國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形式，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謀取資源優化配置的利益。假設兩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各自對非成員國維持的關稅仍為原來的禁止性關稅，只是內部取消了相互的關稅。由于本國的關稅水平高于盟國的關稅水平，所以本國與盟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初期，本國的價格肯定高于盟國的價格，這樣就會形成盟國的產品向本國流動的動力，產品的區內流動會導致本國的價格下降，但價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價格為Tf，原因是本國的進口來源是盟國，而盟國的最低價格為Tf。要知道本國最后的價格為多少，關鍵在于確定本國市場的供給。由于本國的價格間于Th與Tf之間，而且只要本國的價格高于Tf，盟國的產品就會全部供給本國市場，所以本國與盟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后，本國市場的供給實際上就是兩國市場的供給之和。圖中的Sh+f就是兩國供給曲線的橫向加總，也是本國市場的實際供給曲線。本國市場最后的價格取決于Sh+f與Dh的交點的位置，如果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高于或等于Tf，則該價格即為最后的價格，相反，如果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低于Th，則最后的價格即為Tf。在此為方便分析，假設Sh+f與Dh的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恰好是Tf。由于本國與盟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價格由Th降為Tf，消費者剩余的增加為梯形ThABTf的面積，生產者剩余的減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積，由于政府原來沒有關稅收入，所以社會凈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積，新增加福利皆來源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創造。其中ABD為消費效應，即由消費者以較低的價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費數量所引起，ADC為生產效應，即由較低成本的進口替代了一部分較高成本的國內生產所引起。對于盟國來講，其市場價格始終為Tf，其出口并不會導致其國內價格上升，因為一旦價格高于Tf，其國內的消費者就會轉而消費第三國的進口產品。在例中，盟國的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前均沒有發生變化，但盟國的社會福利也會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國消費者的消費全部來源于進口，消費數量為Q1，由于政府得到了為面積為TfEFPw的關稅收入，此即盟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凈社會福利增加額。

以上的分析表明，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是自由貿易區兩個重要效應，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則會導致福利的惡化，自由貿易區能否改善成員國的福利，關鍵取決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創造能力，貿易創造型能力越強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員國的社會福利。但現在的問題是，本國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國結成自由貿易區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減關稅的形式，同樣能達到甚至會超過自由貿易區的收益。在圖1中，如果本國將關稅由Th削減至Tf，本國的凈收益為增加額同樣為三角形ABC的面積。這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國家在走向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為什么通常采用構建自由貿易區而不是單方面削減關稅的經濟理性問題。

貿易條件與發展中國家構建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

僅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顯然無法解釋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問題，根據經濟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釋這一問題的途徑就是從改變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隱含著一個重要假設：本國與盟國都是小國，這意味著兩國構建自由貿易區前后對貿易條件沒有任何影響。

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條件效應可以用圖2加以分析，假設整個世界有三個國家組成：本國、本國潛在的盟國和由世界其余國家組成的第三國。本國和潛在盟國是進口X產品，出口Y產品，Oh和Of分別為本國和潛在盟國的提供曲線，為方便分析，假設初始情況下兩國的貿易提供給曲線正好重合。第三國出口X產品，進口Y產品，Ow為第三國的貿易提供曲線。X和Y的相對價格就由本國、盟國及第三國的貿易提供曲線共同決定，假設初始情況下，世界市場用Y產品表示的X產品的相對價格為P0（即本國的貿易條件），此時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可以用貿易無差異曲線U0代表，盟國的情況跟本國一樣。現假設本國為保護本國的生產者，對X產品的進口征收某一數量的關稅，征稅的結果是本國的提供曲線Oh向內移動，現假設移動至Oh'，貿易條件相應變為P1，對本國來說意味著貿易條件的改善。在P1貿易條件下，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由貿易無差異曲線U1所代表，顯然與自由貿易相比，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國的福利水平圖中也得以改善）。這種提高顯然純粹來源于貿易條件的改善。現假設本國潛在的盟國跟本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也相應將關稅提高至本國的水平，這樣盟國的貿易提供曲線移動至Of'，與本國的貿易提供曲線Oh'正好重合。此時貿易條件演變為P2，兩國新的福利水平由貿易無差異曲線U2代表，相比本國單方面提高關稅來說，兩國的福利水平得以進一步提高。這意味著獲取貿易條件的改善通常會成為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如果此時本國單方面削減關稅，貿易條件將會惡化，福利水平也會相應降低。

普雷維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后來又有經濟學家對此進行基于不同樣本和時間序列的計量分析，發現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貿易條件惡化的現象。辛格等在20世紀90年代重新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進行回歸分析，指出即使是發展中國家的制成品貿易條件也呈惡化趨勢（Singer,1999）。關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狀況，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考察。

首先，從在發展中國家出口中占據重要比例的初級產品的角度考察。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相對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而言，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這一點得到有關學者和機構的證實。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2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4年的一份報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間，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制造業出口產品的貿易條件下降了32%，這一惡化體現在四類主要的初級商品上：糧食下降了21%、飲料下降了28%、農業原料下降了45%、金屬下降了28%。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相對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來說，其貿易條件同樣也在惡化。漢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間，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單位價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則年均下降了1.82%。聯合國在2000年1月的統計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下降了25%和58%。隨著大批發展中國家加入初級加工品生產領域，從1980至1999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價格下降35%，非食用類農產品價格下降了30%，礦物價格下降了45%。

其次，從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中占據同樣重要比重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角度考察。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來越多的國家卷入世界貿易體系，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也由初級農礦產品與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轉向勞動密集型產品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交換。但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并沒改善，而是繼續呈惡化趨勢。漢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為該論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他們通過對29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5-1985年期間出口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這29個國家出口制成品的價格指數年均下降0.65%。

最后，從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長期趨勢考察。世界銀行在《1997年世界發展指標》中指出，1980至1995年間，低收入國家的商品貿易條件（NBTT）和收入貿易條件（ITT）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以1987年為100，那么這兩項指標分別從121和105下降為91和89。這意味著，即使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時代，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還會延續。這種延續將體現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制成品與發達國家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與發達國家的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知識產品與發達國家的成熟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綜合上述，我們可知，貿易條件持續惡化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基本現狀，發展中國家采用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不是單方面削減貿易壁壘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經濟理性，主要是基于貿易條件方面的考慮。

參考資料：

1.波得•羅布森，國際一體化經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篇3

關鍵詞：市場經濟 體育與經濟的一體化 發展方向

一、體育與經濟一體化整合的趨勢

由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時間不長，體育與經濟的關系也處于磨合與整合階段，與市場經濟相符的體制與運行機制也正逐漸形成。在全球體育經濟的不斷發展下，我國也產生了體育與經濟的構建，并逐漸形成一體化運作趨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的運行機制有開放性、系統性以及關聯性的基特點，同時體育與經濟各要素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辯證關系，并應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其次，在全球中，體育與經濟一體化也是各有特色的，因此，構建我國的體育經濟一體化發展模式則應基于我國的具體國情，考慮我國的現實社會環境，選擇與確定適宜的發展模式。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與經濟一體化模式，應考慮如下幾方面：第一、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不但植根于民族體育經濟，還融入了時代精神與現代風格，將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相統一；第二、中國和世界之間的關系。不但將我國民族體育融入進世界體育經濟中，同時吸收與借鑒人類優秀的先進體育經濟成果；第三、內部變化關系。體育與經濟一體化運作是通過人為主體的創造性活動，是不斷吸納、揚棄與創新過程，基于先進文明，在發展實踐中構建更新更高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在這一過程中，人與各種因素的變化關系均影響著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的構建與發展。如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等。

二、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發展方向

構建與市場經濟發展相符的管理制度與體制是保證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要素。同時，還應提高現代管理者的素質水平，創造適合其發展的有效管理環境，達到管理創新的目的，開創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新局面。

（一）加強體制創新，保證一體化發展的有效運行

創新體制能夠保證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的有效運行。現階段，我國在體育與經濟的宏觀管理上仍然為體育、經濟相分離與分割的體制，體育與經濟分屬各自的職能部門管理，這致使體育與經濟相分離，合力不夠。雖然在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傳統的體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在仍制約著人們的思維模式，致使其弊端仍影響著現行管理體制的開展。這種分離與分割的體制影響著合理的資源配置，制約了資源在市場中的流動與開發，限制了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的協調發展，使資源綜合管理功能未能充分發揮出來。因此，要保證市場經濟管理與運行體制的生態性與有機性。在宏觀管理體制中，應以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的思維來開展；以市場經濟需求為導向，借鑒那些成功、有效的管理經驗去建立與實際相符的管理體制與模式；以有利于發揮體育與經濟功能以及合理配置資源的原則，建立相應的管理制度與體系。

（二）強化環境創新，促進一體化發展的穩定發展

在體育與經濟發展一體化的趨勢下，管理環境尤其是宏觀管理，越來越影響著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管理實踐。因此，應強化環境創新，促進一體化發展的穩定發展。第一、營造輿論性氛圍，產生觀念導向。借助現代化傳媒工具與輿論手段向體育與經濟發展一體化發展創造輿論支持，在輿論環境中推動管理觀念與思想的創新。明確以人為本的重要管理思想，建立系統化的管理觀念，構建一體化的理論管理體系，使人們接受體育與經濟發展一體化發展趨勢，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與進步。第二、政策性環境的營造，產生政策導向。當前，經濟與產業政策應傾向與體育產業，進行因勢利導，以政策支持與保障體育產業；積極調動社會各方的力量對體育產業加以扶持；應構建促進體育經濟發展的投融資機制，為體育與經濟發展一體化營造一個較為寬松的投資環境，提高自我發展與完善的能力。政府利用政策與行政策略對體育經濟的結構布局與發展方向進行有效影響與調控；利用政策法規來監督、規范、協調體育產業發展，強化體育經濟的宏觀管理。其次，還應加大公益性體育的投入與扶持，促進體育使事業的穩定、健康發展。

（三）提高管理者創新與實現目標創新

人是體育體育與經濟一體化運行與管理的主體所在。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制度與觀念下，要求管理者具有較高的素質水平及創新意識，豐富而深厚的管理經驗，較強的管理能力。因此，要增強管理者的全面培養，在自我塑造與社會塑造中，提升整體素質，以適應市場經濟與管理的需求。如能力水平、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強化與創新。

其次，實現目標創新。構建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評估體系。在評估體系中，應表現全面發展觀，體育與經濟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及現代與以后的可持續發展。其衡量指標，不能只包含人均GDP或GNP數量增長值，還應包含經濟增長的綜合指標，包括人民生活、社會結構以及健康狀況等。通過評估體系，不但可以反映出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程度,還應反映出人們在體育上的需求滿足程度；不但包含社會物質與生活質量的指標，還應有人們的健康質量指標；不但包含人們的物質消費統計,還應有相關的體育消費統計。

三、結論

在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發展中，需要我們各方面的創新，如體制創新、管理創新以及環境創新等，不但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還需要社會各方力量的扶持與幫助，為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輿論與政策環境，保證其健康、穩定、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牛亞莉.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育與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思考［J］.甘肅理論學刊.2005,(06)

篇4

［關鍵詞］ 經濟一體化；經濟圈；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8－0077-04

中國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圈，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圈，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京津冀經濟圈。然而，近年來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明顯落后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無序競爭所帶來的問題凸顯，盡快實現京津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呼聲漸高。同時，在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合作加快發展的大趨勢下，中國之所以出現“南快北慢”的狀況，與這一區域內經濟聯系較弱有著直接的關系。加強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勢在必行。無論是從適應國家經濟重心戰略調整的需要來看，還是從解決區域生態環境、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問題考慮，都要求京津冀地區必須加快區域經濟發展進程，擔當起中國經濟增長“第三極”的重任。

一、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緩慢的原因剖析

目前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同“長三角”、“珠三角”相比明顯滯后。資料顯示，就單位國土面積GDP產出而論，“長三角”是京津冀都市圈的3.45倍，“珠三角”是京津冀的3.25倍；以人均GDP而言，“長三角”是京津冀的1.84倍，“珠三角”是京津冀的2.63倍，其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 行政區劃觀念過強，適應市場經濟的合作機制還未形成。突出表現在：行政意識遠遠強于市場意識，區域內沒有形成統一的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和服務市場；缺乏統一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重復建設、產業雷同問題突出；跨省市的資源開發利用和生態環境治理還缺乏有效協調，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約束力不斷加大；區域經濟合作缺乏高層協調機制，長期以來主要局限于學術討論，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沒有實質性進展。

2. 受“分灶吃飯”財稅體制的局限，條塊分割嚴重。區域內各省市的絕大部分發展措施往往首先考慮本行政區利益的最大化，地區間經濟協調的成本很高；各地區幾乎還是封閉的，這與當今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大潮流不相符。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經濟，如今的時代是一個開放的時代，開放不僅對外，而且也要對內。

3. 產業結構不合理，缺乏區域發展的市場推動力。京津冀區域經濟結構明顯不合理，國有經濟比重過高，地區政府對資源控制能力強，對企業干預比較大。目前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大多是以城市群的面目出現的，如美國東北部城市群和五大湖區城市群、日本關西城市群、英國中部城市群、德國中部城市群等。這些城市群大小城市之間，在避免產業同構和重復建設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產業部門合理分工的多層次網絡型協調發展的產業布局體系，可以說，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方式，在合作與資源共享的基礎上提高大城市的綜合實力與綜合競爭力，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大背景下城市發展規劃的必然選擇。

4. 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感覺是走走停停、時冷時熱，而且理論探討多，實際效果不大。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區域發展權威協調機構與機制，這已成為促進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進程的當務之急。

二、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前景

1. 城市規劃與布局一體化。城市規劃與布局一體化，是實現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首要問題。區域經濟的空間聚集指向于城市，主要是由于城市具有聚集經濟效益的緣故。然而京津冀區域除了具備一般城市所擁有的生產要素的地域集中和流動性點狀布局的特征外，一個較為突出的特征就是該區域是集全國行政力量與經濟強度于一身的經濟中心與科技中心，這就決定了京津冀區域具備了一體化較為明顯的空間特征，即它的等級性與多層次性。

2. 技術成果的開發、利用和管理體制一體化。京津冀地區擁有科技體系完整、人才資源豐富、科研機構密集和科研開發深度強等優勢，但三省市經濟技術水平的明顯差異決定了該區域只有盡快改善區域科研管理體制，實現技術經濟一體化，變分散優勢為整體優勢和現實優勢，才能有效推動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受經濟技術梯度差異規律的影響，任何國家或地區均存在著一個完整的技術分工與協作體系。因此，三省市在推動技術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應選擇這樣一種發展模式：根據技術體系構成、技術發展規律及特點來進行合理的區域技術分工，從而達到各有側重、聯合攻關的目的。具體而言，在垂直分工方面，三省市要圍繞該區域已具備的先導技術、關鍵技術和高新技術的強大優勢，借助北京科技開發和綜合配套能力強、天津科研成果轉化條件好以及河北基礎研究有一定特長等優勢，建立科技開發與成果轉換、主機生產與零部件配套的區域協作。

3. 以交通運輸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京津冀地區是中國交通網絡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是中國航空、海運、鐵路、公路和管道網絡的樞紐地帶。然而，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增加了各國經濟與貿易的相互依賴性，使生產和流通過程更加規范化，從而引起了多式聯運與綜合物流服務需求的增加。這種變化將意味著京津冀地區實現區域交通一體化，必須建立一個以聯合運輸為主要內容的綜合運輸網絡。從國內外交通運輸業發展的實踐經驗看，綜合運輸網絡的關鍵是建立合理的綜合樞紐布局。它不僅是各種運輸干線的匯集點，大宗客貨中轉、換乘、換裝與集疏場所，而且也是聯運生產的主要基地。它決定了不同運輸方式間聯運換裝地點的分布，而且還會對主要客貨流的運輸、路徑、運輸效率和物資運轉速度產生重要影響。

4. 產業結構與生產力配置、基地建設一體化。京津冀區域性產業結構合理化，應以能否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和充分發揮各地的比較優勢為準則，揚長避短發展當地優勢產業和調整自己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加強同國內外、區域間的相互聯合、協作和配套，逐步建立起既能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形成自身產業特點，又能同周圍區域相協調的產業結構體系。

5. 旅游網絡建設與綜合開發一體化。旅游業已成為各地區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支柱產業。“九五”期間，京津冀三省市旅游業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均達到4％以上，特別是天津已達到5．91％，表明該區域除了具有區位優勢大、交通通訊便捷、景點相對集中的條件外，還具備發展成為世界著名旅游區的巨大潛力。然而，從京津冀區域旅游業的整體素質看，仍處于一種高速度低質量的發展狀態，旅游服務滯后、旅游產品單一、缺乏規模經濟和規模效益，是三省市旅游業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題，更重要的是，由于這一地區旅游科技投入少，高科技在旅游決策科學化和經營管理信息化的利用程度低，導致該區域旅游環境管理中高科技產出效率不高。

三、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構想

1. 強化合作意識。發展京津冀區域經濟，首要的問題是合作，只有加強合作才能提高京津冀區域經濟的整體實力。通過建立利益協調和利益分享機制，使我們從區域合作中加快區域整體發展，實現個體“共贏”，在樹立先進的“競合”理念的同時，增強整體發展意識。區域合作的目的是總體利益的最大化。為此，必須加強溝通、聯系與配合，實現區域內的要素流動、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避免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以最大限度地促進協調發展。

2. 打造 “京津塘高科技產業帶”。“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發展最可貴的經驗，就是產業鏈拉動區域經濟聯動，形成經濟圈。而京津冀地區卻沒有形成明顯的產業鏈，僅有的幾個產品的產業鏈十分單薄。其原因主要是這一地區長期以來國有企業占主導位置，產業自然是“大而全”，“強勢政府”自覺不自覺的“大而全”行為，自成體系的后果是區域內產業鏈的殘缺。

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存在兩大突出問題。其一，京津產業嚴重趨同。北京應充分發揮其人才、技術、信息齊備的首都優勢，發展具有更高層次的知識密集型產業、信息產業、“總部經濟”。而天津則應發揮其天然的港口優勢，利用其雄厚的制造業基礎，著力發展制造業、物流業、海洋經濟等等。其二，除京津之外的周邊地區以經濟實力、產業結構為主要表征的城市競爭力落差太大而且活力不足，導致一方面北京核心地區功能過密，大量第二產業急需外移；而另一方面城市能級落差太大，周邊地區很難接受京津地區的輻射效應，不利于雙方的發展，形成兩難窘境。筆者建議在構筑大規模的交通網絡體系的前提下，在唐山、保定、廊坊、滄州等地興建工業園區和高新技術產業孵化基地，改善投資軟硬件環境，給予適當的政策優惠，實現科技成果產業化，形成合理的產業鏈。

3. 組建京津冀區域發展權威協調機構。三地政府應從區域發展的大局出發，抓住難得的發展機遇，并積極爭取中央出面協調，盡快建立由國務院有關部門牽頭的京津冀區域發展權威協調機構與機制，并根據先易后難的原則，在基礎設施建設、市場體系建立、區域資源整合、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選取條件成熟的領域開展實質性合作，不斷推進區域經濟發展進程。

4. 建立京津冀地區資源補償機制。京津冀山水相連，而地處京津上游的張家口、承德兩市的生態環境和水資源問題直接影響著京津地區。一些學者提出在張家口、承德建立“首都生態特區”的設想，使其享受國家特殊政策，突出綠色屏障、飲用水源、治理污染、城市環境四個重點，大力發展區域特色生態經濟，以生態經濟增量消化高污染、高能耗工業存量，進而推進區域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在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期間，河北省政協與會同志提出關于建立京津冀地區資源補償機制的建議，得到了北京、天津與會代表的理解與支持。大家認為，促進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必須按市場規律辦事，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但是，長期以來，資源補償機制問題被忽視了，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一方面加劇了河北省一些地區的貧困狀況，不利于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也影響了京津上游地區的生態保護。只有解決了資源的補償機制問題，在生態環境方面的合作才能立足長遠，真正步入良性循環軌道。

5. 在構建現代化區域交通體系上實現突破。從國際城市發展規律來看，大都市經濟圈的范圍按尺度和作用強度分為兩種：日常都市圈和大都市圈。日常都市圈也稱“1小時都市圈”，即從核心城市到周邊城市之間的單向時間距離在1小時左右，距離約為100公里；大都市圈也稱3小時經濟圈，單向時間距離一般在3小時左右，半徑可達300公里~400公里。1小時經濟圈主要表現為核心城市與周邊城市之間的通勤圈，它們的內部聯系十分密切。3小時經濟圈主要表現為核心城市對腹地內城市具有較強的輻射力和影響力，與腹地城市之間存在密切的要素聚集和輻射擴散效應。按照上述城市理論，河北省絕大部分區域在京津的輻射圈內，11個設區市都在3小時經濟圈的輻射范圍內。區域交通技術的進步帶來了城市之間時空觀念的更新，為地區空間結構調整帶來新的可能性。京津冀要積極推進城際快速軌道網絡建設，強化通道運載能力，為城市布局的擴展和城市體系的組織創造新的條件。京津兩大樞紐應加強分工與協作，實現區域交通運輸網從“單中心放射式”向“雙中心網絡式”的轉變。強化航空港、海港、信息港等交通通信樞紐與區域及城際現代化綜合交通網絡的有機聯系。要留出足夠的發展余地，建設國際樞紐機場。加強沿海港口的協作，合理分工，形成港口體系。要聯合開展港口、公路、鐵路、機場等交通設施建設，完善立體交通網絡，全方位融合交織，讓區域間血脈貫通暢行，城際融合零距離。

6. 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性職能。從國內外大都市圈發展的成功經驗來看，政府仍將是協調、整合區域經濟發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政府的作用仍然是首位的。（1）政府職能發揮的主線應是區域經濟市場一體化的制度供給，通過制度規范保證市場競爭的公平、公正，從而減少市場運行的交易成本，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區域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2）政府職能要積極引導并發揮市場在區域一體化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市場是經濟運行的主體，政府服務于市場，為市場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由于政府的作用往往是先導的、顯性的，因而往往容易被高估。但不能因為市場的作用是分散的、潛在的而忽視其在區域經濟運行中的主導作用。（3）政府職能還體現在加強市場不愿涉足的公共領域的跨區域協作上。所謂公共領域，主要是指交通、生態環境、水資源等市場不愿意提供也無力推動的公益性項目。面臨日益嚴重的水資源危機，京津冀地區水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必須打破行政界限，按一個生態整體加以宏觀治理，以實現區域水資源供需平衡。

［參考文獻］

［1］唐茂華.京津冀經濟一體化戰略構想與前景展望［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5，（5）.

篇5

關鍵詞：生態經濟；區域一體化；京津冀北；貧困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9)03―0063―05

在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大目標下，生態保護和經濟建設的相互滲透、緊密融合成為大勢所趨。以區域一體化為導向，努力實現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是京津冀北地區面臨的重要任務。

一、京津冀北生態經濟發展對區域一體化的要求

水資源嚴重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是制約京津冀北地區可持續發展的突出因素。其中，冀北地區在生態功能上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惡劣的生產生活條件、不可持續的開發方式、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的缺失，造成冀北24縣形成面積達數萬km2的“環京津貧困帶”，貧困人口達180多萬。脫貧的強烈愿望，驅使著當地居民過度開墾、過度放牧，從而陷入“越墾越窮、越窮越墾”的惡性循環。作為中國少有的貧困地區與生態脆弱區、水源保護區、生態敏感區四重耦合區域，環京津貧困帶發展的關鍵在于掙脫“忽視環境一導致貧困―掙扎自給一竭澤而漁”貧困循環鏈的束縛，實現生態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這也是京津冀北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一)區域分割的管理體制與生態系統的一體化要求相悖

京津冀北包含多個獨立的行政地域單元，各地方政府對轄區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人地系統的一體性與經濟、行政區域的分割性之間的矛盾較為尖銳，生態環境等外溢性基礎設施無人愿意提供和維護，形成“公共地的悲劇”。1980年以來，冀北地區進行的大規模生態治理，大多是以國家出資并組織生態建設工程的形式進行的。這些工程為凈化京津水源、改善生態環境發揮了積極效應，顯示出中央政府在提供區域公共產品方面的組織優勢。然而，單純依賴最上層的整合力量，缺乏市場力量的參與及地方政府的積極配合，使得生態工程的后效不盡理想。由國家投資的工程，普遍存在重工程建設安排、輕工程管護的傾向，管護費用落實不到位，邊治理、邊破壞的現象長期得不到解決，難以保證綠色屏障工程的質量和可持續性。

由于京津兩個直轄市與周邊的地級市在行政地位上并不平等，這在觀念和政策上妨礙了平等協商的區域合作機制的形成。目前京津與冀北資源環境關系仍是靠行政調控和行政命令，水資源的非市場化分配給冀北地區帶來巨大的水資源使用權損失。1980年之后，為確保京津兩大城市用水，河北無償讓給京津供水指標19.6億m3。冀北地區作為京津兩市的主要水源地，需遵守嚴格的環保政策及產業布局規定，從而限制了其產業選擇，造成巨大的發展權損失。近十年來，為保證北京市用水質量，河北省張家口市先后關閉污染企業600多家、停產治理280多家，放棄了20多個效益好而污染大的項目；在承德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業項目達800多項，每年損失利稅10多億元。張承兩市為保護資源環境做出的貢獻和蒙受的損失基本未得到補償，少有的一些補償多屬臨時性的動議，補償標準沒有按照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進行科學計算，也沒有形成制度固定下來。區際生態補償不足，使環京津貧困帶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也無法調動起上游從事生態建設的積極性。

經濟發展不平衡影響生態治理的統一進行。改革開放初期，環京津24縣與京津二市的遠郊縣基本處于同等發展水平，但今天二者形成了巨大的經濟落差。2004年，冀北24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生產總值、縣均財政收入僅分別為京津遠郊區縣的1／3、1／4和1／10。財政實力的差距導致京津與冀北地區在水利建設、環境綠化等方面政府資助力度相差迥異。封山禁牧規定增加了畜牧業投入和運行成本，北京遠郊山區通過由政府出資進行技術扶植、增加護林員、對養殖戶進行補貼等方式，有效地解決了農民增收與保護還林還草成果的現實問題。而冀北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無力為封受損失農民進行補償，禁牧后農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幅度很大，個別地方已經出現“棄草種糧”現象。張家口市單位水量產出糧食平均只有0.67kg／m3，大大低于北京市的2.0kg／m3，主要原因是灌區基本設施改造、節水灌溉的推廣所需成本和風險超出了當地居民和政府的承受能力。

可以看出，冀北地區居民無論在機會選擇還是結果占有上，都未能享有與京津地區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面臨著生態與生計的尖銳矛盾。而京津居民既然享受了“護城河”和“后花園”生態好轉所帶來的利益，就有責任和義務為此付費；并且，下游受益地區具有較高的支付能力，無論是由用水戶直接向水源地進行補償，還是由財政預算支出，都不會損害其既有的福利水平。顯然，張承兩市生態建設所帶來的正外部性，需要在經濟圈之中實現內部化。只有在區域一體化基礎上進行生態治理，才有望解決冀北生態功能區定位與脫貧致富之間的矛盾，以及生態服務一地供應與多地消費之間的矛盾，形成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的機制。

(二)京津冀北生態經濟一體化進程及收益

1980年官廳水庫喪失飲用水源功能以及連續幾年沙塵暴的肆虐，使得生態安全成為京津冀關注的熱點，圍繞生態建設而展開的區域合作也迅即啟動。1995年和1997年，北京市兩次向張家口市及赤城縣捐助200萬元，用于對官廳水庫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水環境治理；20M年北京市給予赤城縣“調水”補償款666萬元；1995～2004年，北京市向承德市潮河流域的豐寧、灤平兩縣提供水源保護資金累計達2 000萬元以上，2006年又宣布每年安排落實2 000萬元幫助河北省治理密云水庫、官廳水庫上游地區水環境。2006年10月簽署的《北京市與河北省政府關于經濟與社會發展合作備忘錄》決定，由北京市按照每公頃30.015元(每畝450元)的標準給予密云水庫上游“稻改旱”損失補償。北京市“十一五”時期扶持周邊貧困地區工作設想中提出在張家口、承德兩市建立生態保護和生態產業發展區，承德則提出“以水聯利”的供水新思路，張家口、天津也在不遺余力地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可以看出，基于一體化的生態經濟發展已成為各地政府的共識。 京津兩市給予冀北地區的“支持”和“捐助”，雖是零碎的、非制度化的，但昭示了區域一體化的必然路徑。京津張承各市間天然形成的生態聯系，使它們具有合作的可能性，隨著收入水平和生態偏好強度的提高，這一生態聯系將更加牢固，共同的生

態利益將成為區域一體化強有力的“助推器”。

二、京津冀北生態經濟發展的路徑

京津冀北地區作為一個完整的生態單元和經濟一體化區域，在生態環境整治、資源和資金積累及產品市場拓展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統籌規劃，進行全方位的聯合與合作，真正成為“生態共同體、發展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其中的突破口在于從修復和改善冀北地區的生態環境人手，將良好的生態環境優勢轉換成不可替代的產業優勢，實現生態一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一)生態治理的成本共擔

生態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確立成本共享、保護環境的觀念和制度。就京津冀北地區來說，關鍵是建立以平等互利為基礎的水資源轉讓機制和生態補償機制，使生態功能區憑借其提供的生態服務獲得合理的收益。

1　應借“南水北調”工程實施之機，進行跨區域水權的初次分配，明確同一河流上下游區域的權利、責任與義務，有效減少爭議。目前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起草的“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簡單地以各市土地面積和人口為基礎確定水資源配置基準比例，沒有施行向水源保護區和欠發達地區傾斜原則，這有悖于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鑒于冀北二市生態環境的嚴峻形勢和為京津用水做出的犧牲和貢獻，應賦予其取水優先權，使其能在二級市場上通過轉讓水權獲得發展資金，而京津發達地市可以通過在市場上購買水權滿足快速發展對水資源的需求。

2　建立準市場運作的跨區域水權市場。博弈分析表明，一條河流的上中下游地區，在沒有嚴格約束之前，各地區任意取水和任意排污是最優戰略，結果是下游來水量越來越少，水質不斷下降。假定存在水權交易和排污權交易，各地區的實際取水量和排污量將充分考慮到水權價格和排污權價格等因素，實現合作均衡。因此，建立水權市場和排污權市場，通過水市場的作用來達到上下游共同投入、保證水質的目的，是實現區域一體化的有效途徑。另一方面，水權交易畢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主要表現在：交易雙方囿于水資源分布的天然限制，處于不對等的地位；跨區域水權交易不是“大數市場”，難以形成充分競爭；同時，居民生活用水、生態用水等是不能被剝奪或任意侵占的。因此，單純依靠市場化的水權交易不足以實現效率與公平兼顧的目標，可行的方案是在水資源統一管理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宏觀調控、流域民主協商、準市場運作和用水戶參與管理的運行模式。

3　建立水源涵養保護區和調出區的政策補償機制。水價是水資源的價值體現，如果實現了資源環境的全成本定價(包含邊際生產成本、邊際使用者成本和邊際外部成本三項)，就可使資源富集地在生態交換的基礎上實現資源環境價值。在界定了水權之后，冀北向京津“無償調水”就要變為“有償用水”，供水價格要達到河北從山東購買黃河水的價格，水價提高部分返還給水源涵養地和供應地。即便如此，冀北供應每噸水的成本較之南水北調的價格仍然低得多，京津用水戶是可以承受的。除水市場收入外，還可從京津冀三省市財政收入中提取0.5％以建立水土保持基金，以補助在城市上游建設風沙源防護區、水資源涵養區等生態屏障建設和維護工作經費支出。

總之，對上游來水按質按量給予一定補償，確保上游用戶和政府不因節水治污行為而產生經濟損失，才能確保京津冀優質水源在將來得到持續不斷的供應，這是生態經濟一體化的必經之路。

(二)生態型產業支撐體系的培育

貧困地區要實現生態重建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必須構建生態?經濟雙優耦合系統，實現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基于環京津貧困帶的自然資源組合優勢，其產業發展方向在于形成由節水型種植業、商品性畜牧業和防護性林果業構成的生態農業框架，以資源節約型、清潔生產型為特征的新型工業，構建以綠色商貿物流業為主體，生態文化旅游業和生態管護業為兩翼的現代服務業發展格局。生態產業的發展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先進的知識，而這是貧困地區內部所難以解決的。因此，要通過有力的投資誘導政策和技術扶貧政策，鼓勵京津的清潔技術和生態型產業轉移擴散到冀北地區并植根。對于冀北現有產業向節水、生態、環保型轉變所造成的發展權損失，要由京津兩市給予一定補償。

造林綠化是生態治理的基礎工程。欲將環京津貧困帶打造成環京津生態圈，就必須在自然保護區建設中進行制度創新，明晰產權，吸引區內外民間資本投入，通過生態產業的集聚實現勞動就業和區域收入的提高。考慮到生態建設的公益性和外部性特征，可嘗試以政府生態購買等形式，大量增加護林員名額，建立一支由國家供養的生態管護隊伍，解決國家生態工程管護不力的問題。按照《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規劃(2001～2010年)》，到2010年張承兩市生態移民將達到8萬人。可結合資源開發，由京津有關企業吸收部分勞動力，或將生態移民安排為護林員或生態護庫員，促使農業勞動力向生態服務業(主要是生態林草管護)轉移。

農業必須改變以糧為主的傳統模式，用退耕增產和退耕圈養增收來改善農牧區的生態環境，并以此為依托開發有競爭力的生態農產品。其一，為保護好已有的生態治理及退耕還林成果，當務之急是解決退牧、舍飼、退耕后當地農民經濟生活遇到的實際困難。要由京津政府予以支持和補助，除了土地使用權損失補償之外，還要給予充足的生態管護補償，提供買奶牛的貸款，提供優種羊用于繁殖，以形成長效生態建設和鞏固機制。其二，圍繞建成“京津重要的農產品生產加工供應基地”，加快區域農業產業化進程。冀北要在京津農副產品市場上進一步拓展份額，必須改變分散的市場供應結構，依托龍頭企業把一家一戶的生產納入農業產業化鏈條，同時提高生產的標準化程度，開發附加值高的深加工產品，以供應京津高端市場。北京華都食品肉雞產業化扶貧項目，北京三元集團與河北懷安大規模的金融扶貧合作，正在積極推進中，這表明企業已經走到了跨區域經濟合作的前臺，產業基地模式將在今后成為京津冀北“城鄉生態互聯經濟”的主體。

生態旅游是將“生態財富”轉化為物質財富的捷徑之一。北京市幫助灤平縣作旅游規劃，組織市民進行“飲水思源”生態游，帶動了灤平旅游業發展，富裕了的農民則主動維持生態環境的改善，這是很好的模式。京津冀應該啟動旅游規劃聯合工程，共同打造生態旅游，使旅游成為冀北地區的支柱產業之一。

三、京津冀北生態合作的組織機制

區域一體化作為一種過程和狀態，本質特征是集體或聯合決策，在現行體制下必須是市場、行政和法律方式相結合的。剛性的行政壁壘構成了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的體制障礙，而行政區劃調整將伴生高昂的社會成本。要在現行的行政區劃框架內減少“鄰避”行為，實現總體利益的協調，就需要政府治理形態的嬗變――從原來的行政區行政模式轉變為區域公共管理模式。行政區經濟與行政區行政的治理機制是單一的科層制，權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

權威中心，管理導向指向區域內部的公共事務。而區域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多元化的，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組織，也有非官方的民間組織和私營部門，它以分散的、多元的權威中心來進行“多中心”治理，在傳統的科層制之外，通過合作、協調、談判、伙伴關系、確立集體行動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區域公共事務的聯合治理(詳見表1)。

地方政府是傳統上區域合作的主要推動者。當面臨共同問題、尋求和維護共同利益時，地方政府間通過對話與協商等方式進行合作，今后仍是解決行政隔離問題的有效途徑。在京津冀北生態經濟圈中，應發揮市長聯席會議制度、京張合作論壇等高層領導對話與溝通機制的作用，就區際生態補償的形式和數額進行經常性談判，使各方分擔與受益程度相當的治理費用或責任。行政協調的優點是能夠發揮政府的組織優勢(包括強制力、威信、各種政策手段)，效率較高，但協調的結果容易受雙方“討價還價”能力的影響，難以建立統一的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