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漁業資源評估的方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評估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得以形成，而在不斷的企業發展及競爭過程中，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工作已經得到了人們的重視。當然，我國大多數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仍處于傳統的勞動人事管理模式當中，在人力資源政策的實施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障礙性，且對企業的持續發展造成了較為不利的影響。

一、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功能分析

企業的發展開展和實施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主要的目標是對不同經濟體制下企業目標的定位進行服務的。依據這一點，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中企業發展的目標對比，對人力資源評估管理的目標與功能進行闡釋。計劃經濟體制中的企業是以國家基層單位的形式存在的，能夠為員工提供就業機會，具有提供員工福利與保障的重要職能。此種體制下，對人事部門的工作進行評估，主要標準在于組織投入的交易勞動能否獲得最大福利，且這種福利分配的公平能否得到保障。但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個人平均收人最大化以成為企業的目標逐漸演變而成，其企業近期利潤的最大化實現及向個人收人的轉化則是評估人事部門管理工作的重要標準。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所有者長期利潤的最大化收益是企業追求重要目標。在這樣一種狀態下，人力資本向經營資產的轉化則是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管理的主要目標。通過對企業人才的投資吸引及應用，進一步確保優質產品和服務的產生，由此促使企業資產增殖的實現。

二、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作用

技術、資本、員工、市場是現代企業經營所需的四大關鍵要素，只有在這四項要素上確保競爭優勢的維持，才能較好的促使企業的可持續經營和發展。隨著新經濟時代的不斷推動，企業發展四要素的相對地位也發生了一定的轉變。在資本為重要商業條件及基礎的20世紀80年代，科技的日新月異、市場國際化及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動已經對企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其必須促使經營發展的創新性和靈活性，同時能夠進一步提高員工的重要性。實際上，員工不僅僅是企業經營價值增加的重要條件，同時員工自身也具備較好的自我增值性和能動性；另外，員工作為企業資源要素的載體，對這些資源要素功能的發揮有著積極地影響。對此，員工以成為一種粘合劑無形的將企業的各項資源整合在一起，并促使企業發展核心能力的形成和作用發揮。從本質上講，人力資源管理的有效性尤為關鍵，對企業經營目標的實現和經營績效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向顧客提品和服務，都需要通過員工的勞動才能得以實現，而經營效益的提升則取決于勞動的效果。其次，在企業經營整體性的管理方面，不同經營功能的配合都必須借助人力資源才能得以實現。就人力資源管理而言，其不僅僅是人員配置職能的發揮，同時也是組織、推動企業全體人員能力發揮的重要基礎。最后，個體及群體員工作為企業組織的構成單元，對企業組織的活動效率有著一定的影響，通過對企業目標與員工目標的管理和調整，使良好的工作環境得以有效創造，并最大程度的對員工潛在的能力進行挖掘，從而有效提高群體員工的工作效率及質量，并較好的推動企業的發展。

三、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評估體系的設計

外部環境因素的存在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實效性有著一定的影響，以此為基礎平臺，說明人力資源管理的評估不能處于孤立地位，而應針對影響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因素，對企業整體經營的管理狀況進行評估。對于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因素而言，其主要包括勞動力市場、行業市場、政府政策、社會文化等，而企業整體經營狀況主要包括勞動生產率、競爭優勢、企業目標、資本狀況、發展戰略等。

建立管理體系維度評估體系，則是企業對人力資源管理政策一一程序―作業管理體系的創建，借助制度化文件的指導和約束，對企業人力資源進行各項活動的決策和管理，當然，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對外部環境的適應性評估要包含在內，即程序、作業的可改善性和可執行性評估與政策、程序、作業的一致性評估。以人力資源管理政策為核心，促使管理體系維度評估體系的建立，同時也是對企業競爭與發展戰略、企業文化及經營理念的一致性評估，在政策的影響下，制度與程序的實現也會發生轉變，其對人力資源管理的效果也有一定的影響。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的執行情況是通過管理職能的維度評估體現的，依據人力資源管理的過程，其基本職能主要包括人力資源的獲取、保持、發展、評價及調整五項內容，其中每一個職能包含的活動都是相對應的。在這種條件下，企業通過對這些職能活動的評估，促使其執行狀況能夠與人力資源政策相一致，同時在制度與程序的標準要求下，規范并指導人力資源管理基本職能的開展和執行。另外，企業還需對職能活動之間的配合情況進行評估，同時能夠針對企業的培訓、考核、獎酬等方面的實現作出一定的響應，最終通過對成本效益及生產活動效率的評估，確保企業的有效管理和發展。

總而言之，人力資源管理評估體系的功能實現對企業經營的發展非常重要，而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評估實施的過程中，必須綜合考慮人力資源管理的功能實現，對企業發展中人力資源的管理、組織、配置問題進行處理和改善，進一步形成評估體系的系統性和科學性，從而更好的推動企業的效益增長和經營發展。

參考文獻：

篇2

關鍵詞：漁業資源；WTO漁業補貼規則；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D922.2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5—0065—04

一、問題的提出

漁業資源關系到一國的糧食安全，如何保持漁業產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是漁業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以往，漁業國家大多通過提供高額的補貼來促進本國漁業產業的發展。但現在各國紛紛意識到，不當的漁業補貼不僅扭曲國際貿易，更催生了對漁業資源的過度捕撈。由于漁業資源的特殊性，WTO《SCM協定》項下的一般補貼規則不能有效地對漁業補貼進行全面規范，對漁業補貼應該通過專門的規則予以約束逐步成為WTO成員方的共識，于是漁業補貼這個議題在2002年被正式列入W'I'O多哈回合的談判之中。

然而，由于各成員的利益不同，對漁業補貼問題所持的立場和態度也各不相同，盡管談判已經進行了10年，共40多輪，迄今仍未達成一致的意見。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就漁業補貼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2007年11月漁業補貼談判規則小組主席提交的文本草案（以下簡稱主席文本草案）的評介和談判結果的預測，從法學理論角度對漁業補貼規則的建構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成果寥寥無幾。本文將從漁業補貼規則構建的邏輯起點、價值取向人手，深入分析漁業補貼規則在WTO整個補貼體系中的地位、構建模式及其主要內容，希望對我國在漁業補貼的國際談判和相關國內立法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

二、漁業補貼規則構建的邏輯起點

邏輯起點是整個研究對象中最簡單、最普遍的東西，也就是通過對客體的具體分析所達到的最簡單、最抽象的規定。邏輯起點的意義在于它決定著整個理論體系的構建，決定著理論體系的終點。正如任何理論研究都必須有自己的邏輯起點一樣，任何一個經由法哲學思辨構筑起來的成熟的規則體系也有自己合理的邏輯起點，WTO多哈回合談判正在構建的漁業補貼規則體系也不例外。邏輯起點的選擇與確定將直接決定規則談判者達成一致協議的難易程度。從法理上說，漁業補貼規則的邏輯起點包含著漁業補貼這一規范對象及其整個發展過程中一切法律關系的胚芽。

漁業補貼是一把雙刃劍，有些漁業補貼不僅對于保障糧食安全、增加就業、發展經濟具有重要作用，同時對漁業資源養護也大有裨益。有些漁業補貼不僅會扭曲國際貿易，而且也是導致捕撈產能過剩和過度捕撈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此，WTO貿易與環境委員會開展了長達數年的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漁業補貼可能有害于環境”。科學家們也認為，威脅全球漁業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過度捕撈，而過度捕撈與漁業補貼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現在全球75%的魚類種群的捕獲量已達到或超過其生態極限。緩解漁業資源衰竭，迫切需要對有害于漁業資源可持續發展的補貼予以禁止和規制。基于《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宗旨：“成員方在處理其間貿易和經濟關系時，需要同時考慮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最佳利用世界資源，尋求對環境的保護和維護。”WTO各成員方同意將漁業補貼納入多哈回合談判的議題，期盼在世界貿易組織體制內達成具有約束力的漁業補貼制度來促進全球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可見，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是WTO體制內漁業補貼規則構建的邏輯起點，并且該點與《SCM協定》的邏輯起點——公平貿易形成鮮明對比。

三、漁業補貼構建的價值取向

鑒于WTO成員方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階段不同，其在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戰略利益也不同，WTO漁業補貼規則的構建首先要考慮為誰的利益服務、為誰的利益辯護。也就是說，漁業補貼規則的順利達成、有效執行和終極目標的實現，首先需要確立規則制定的價值取向。

（一）全人類共同利益

從保護的對象和目的來看，漁業補貼規則建構的價值取向與《SCM協定》不同，《SCM協定》的價值取向是保護成員方個體的貿易利益，而漁業補貼規則構建的價值取向是保護成員方整體的利益，保護全人類的漁業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利益。

過度捕撈使得魚類生物資源越來越少甚至有些種類瀕臨滅絕，這已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涉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這一共同利益將人類聯系在一起，成為人類整體。這個整體強調的是人類的整體性和在漁業資源危機時代人類利益的共同性。以全人類對漁業資源的共同利益為根據規定成員方個體利益，以整體利益的需要思考漁業補貼規則的形態和服務能力等。

（二）實質公平

漁業補貼問題本身很復雜，涉及的利益關系盤根錯節，例如，漁業補貼限制，必然會導致一些捕撈效率較低的成員的漁業產業逐漸衰退甚至退出市場競爭，而那些自然條件優越，漁業資源豐富，且擁有強大的遠洋船隊的捕魚大國將獲得更大的商業利益。所以，采取一刀切的規則，雖然形式上顯示出公平和執行的高效，但在實踐中卻因其實質上的不公平而有可能引發各方的矛盾，不僅無助于漁業資源問題的解決，而且使此問題更加復雜。因此，2001年11月多哈部長級會議宣言指出，將漁業補貼作為談判議題之一，旨在澄清和改進WTO漁業補貼規則，并且要考慮到漁業部門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在制定新的漁業補貼規則時應充分考慮最不發達沿海國的現實，在給與其“特殊和差別待遇”的前提下對其補貼行為進行合理的規制，而且給予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與差別待遇的條件應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與需求，否則，如果條件太嚴格，就很可能會成為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造成實質上的不公平。

（三）國際合作

在發展國際貿易和增加社會財富的同時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堅持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這是現代國際社會的發展理念，而要實現這一理念，需要國際社會各領域相關制度間的互動與合作，全球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也不例外。目前全球漁業資源管理的現行制度主要有聯合國國際海洋法、糧農組織漁業管理制度、世界貿易組織《SCM協定》和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漁業管理制度，在制定WTO漁業補貼規則中不僅需要協調WTO體制內不同制度間的關系，而且需要考慮全球漁業補貼管理現行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要關注和加強WTO補貼規則與WTO體制外制度間的互動與合作。

WTO與體制外的制度合作有其性法律依據，《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規定：“總理事會應就與WTO職責有關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進行有效合作作出適當安排”，“總理事會可就WTO與非政府間國家組織進行有關事項的磋商和合作作出適當安排。”從立法實踐上來說，WTO的《SBS協定》與《TBT協定》已包涵了關于WTO成員方與WTO體制外制度合作的條款，也就是說，在漁業補貼領域，WTO成員方與WTO體制外制度互動合作已不是WTO的首次實踐。

考慮到漁業補貼談判中有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對WTO制定漁業補貼規則的擔憂，規則談判小組專家在行使自由裁量權制定相關規則之前主動向WTO體制外的相關國際組織舉辦的論壇、會議和網站了解信息。總之，合作原則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不僅各國家應該合作，而且包括國際組織在內的各社會主體之間也應該合作，這一原則同樣指導著WTO漁業補貼制度的構建與運行。事實上，漁業補貼制度構建中就WTO與體制外制度的合作，談判方已逐步達成了共識，問題在于如何合作。這也是今后談判的焦點。

四、漁業補貼規則構建的模式

漁業補貼是否需要規制？是否有必要進行單獨規制？該問題的焦點是怎樣界定《SCM協定》與漁業補貼規則之間的關系，即漁業補貼是在《SCM協定》框架內進行規制還是脫離《SCM協定》另行制定新的補貼協議。

對此問題，各成員方基于自己的利益提出了不同的主張，主要分為兩個陣營，即贊成派和反對派。贊成派以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為代表，認為漁業補貼對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和貿易均有不利影響，支持對此問題進行單獨談判。大多數國家支持此種觀點。反對派以日本、韓國、歐盟為代表，他們反對就本問題進行談判，即便談判也反對進行單獨的談判。從公平貿易角度來說，漁業補貼受《SCM協定》一般性補貼規則的約束，但漁業作為一種資源類產品，有其特殊性，需要有專門的規則予以約束。首先，由于漁業的生物屬性，其價格的變化不同于其它產品，對援引可訴性補貼條款的條件“不利影響”的確定相當困難，所以，確定其危害程度和對其的調查程序也應區別于其他的補貼。其次，由于一般補貼的通報制度的不完善，九成以上的漁業補貼是不透明的，公開的數據極少，而訴訟成本又非常高，這些原因都導致國際貿易實踐中現行的《SCM協定》不被WTO成員援引作為應對破壞性漁業補貼的手段。

從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角度來說，有些漁業補貼并不違反《SCM協定》的規定，不會造成貿易限制或貿易扭曲，但是它卻可能會對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造成損害，需要加以規制，而現行WTO補貼規則體制無法有效地規范有害于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漁業補貼，如《農業協定》適用范圍條款明確排除了漁業或漁產品，《SCM協定》旨在規制扭曲貿易的補貼，而非對資源的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其例外條款也僅是對環境保護的例外，不包括資源保護的例外，除非擴大解釋，但是具體的限制性條件不適用，需要制定資源保護例外的具體適用條件。

從保護的對象來看，SCM保護成員方個體的貿易利益，而漁業補貼協定保護成員方整體的利益，全人類的漁業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利益。所以，漁業補貼需要進行單獨規制。

那么，漁業補貼規則以何形式存在呢？對此，我們可以采納2007年11月首次公開的主席案文的安排，將漁業補貼規則作為《SCM協定》的附件8而與之形成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統一體。這種規則建構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它表明漁業補貼除受《SCM協定》一般規則的約束外，還受附件8的專門規范的約束。換言之，《SCM協定》與其附件漁業補貼規則的關系是一般法與特殊法的關系，可以重疊適用。

五、漁業補貼規則體系的主要內容

（一）漁業補貼的定義

從字面上看，補貼即“貼補”，因補助而有所增益。從經濟管理學的角度講，補貼是一種經濟杠桿，是政府調節經濟運行的手段。從經濟法角度講，補貼是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一部分，是一國經濟的體現。當前，在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漁業補貼的定義。各國際組織，由于其組成成員多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對漁業補貼的定義往往采取自由主義的態度，難以形成一致意見。例如，2004年糧農組織（以下簡稱FAO）出版的《漁業補貼識別、評估和報告指南》一書對漁業補貼進行了概括式定義：從根本上而言，漁業補貼是政府對漁業部門實施的具有經濟價值的干預或者不干預行為。也就是說，漁業補貼是政府在特定經濟政策環境下，對漁業部門的作為或不作為，這種作為或不作為并非是一種常規行為，且這種作為或不作為行為對漁業產業的利潤產生一定影響。盡管要構成補貼，還必須符合一定的參數或條件，但是，這樣的定義非常寬泛，所有與政府有關的補貼行為基本都被包含在內。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經合組織或OECD）就漁業補貼給出列舉式定義，認為漁業補貼是政府給予漁業部門的經濟支持，該經濟支持包括所有關于船舶建造和改進補貼、價格支持、改善漁業生產環境補貼、漁民和魚產品加工者生活補貼、顯著影響魚類國內價值的政策，如對進口價格、關稅的控制。

根據《SCM協定》，構成一項補貼需要三個方面的條件：第一是主體條件，即補貼是由WTO成員領土內的政府或公共機構提供；第二是性質條件，即該項補貼構成了一項財政資助或GATF第16條意義下任何形式的收入或價格支持；第三是利益條件，即補貼受體由此獲得了利益。據此，我們可以將漁業補貼定義為WTO成員政府或公共機構向漁業部門所提供的財政資助，或授予GATT第16條意義上的收入或價格支持，使漁業行業或特定漁業企業因此而獲取某種經濟利益。

無論是FAO的概括式的定義，還是OECD的列舉式定義，它們對漁業補貼的概念的界定都較為籠統，缺乏明確性，而基于《SCM協定》對漁業補貼所下的定義則克服了這一缺點，具有較強的操作性。

（二）漁業補貼的主要類別

OECD主張根據漁業補貼的實施方式進行分類，可分為：（1）政府財政預算中直接支付方式的補貼，指以捕撈量、銷售量或單位船只為基本計量單位的直接補貼；（2）降低成本補貼，指那些能降低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的補貼；（3）一般，指政府預算中用于漁業管理的補貼，包括運行費用、科研費用以及資源增殖、發展漁港和港口自由停泊的費用等。

哥倫比亞大學漁業中心主要根據補貼性質的不同，將廣泛存在于全球的補貼分為三大類：好的補貼、壞的補貼和危險的補貼。好的補貼主要指有關漁業管理與服務、漁業研究與開發這兩種補貼。壞的補貼則主要包括稅收減免、“入漁權”轉讓補貼、漁船新建或改進項目補貼、漁港新建或改造項目補貼、漁業開發規劃和支持服務以及市場支持、加工、貯藏等基礎設施項目補貼。危險的補貼則主要包括三類：對漁民的援助補貼、漁船回購項目和農村漁民社區開發項目。這種分類方法受到許多環保組織和利益集團的認可和支持，例如，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等“魚之友”集團代表方主張參考《SCM協定》的相關規定，將漁業補貼細分為禁止性補貼、可訴性補貼和不可訴補貼三種具體類型，從而適用不同的規則。但是，如何劃分這三者的范圍？將哪些漁業補貼歸入禁止性補貼、可訴性補貼或者不可訴性補貼？應該說，界限的劃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這也是漁業補貼規則談判懸而未決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漁業補貼的通報與監督機制

鑒于《SCM協定》關于補貼項目的通知要求的執行程度非常低，監督力度不夠，主席草案文本在要求成員方向WTO通報補貼情況，并由WTO補貼與反補貼委員會對這些已通知的補貼予以審查的同時，提出要加強制度互動，尤其是與聯合國糧農組織在成員方魚群種類評估和漁業管理體系等方面的信息收集工作予以合作。例如，該主席草案文本第V條“漁業管理”規定，無論是允許性補貼，還是S&D補貼，各成員必須將其漁業管理系統的性質和運作信息包括資源評估結果通報給FAO相關機構審查后才能允許實施。

鑒于《SCM協定》注重某項補貼措施對經貿的影響，而忽略漁業補貼對環境資源的影響這一缺陷，筆者認為主席草案文本要求成員方在漁業補貼通報中增加漁業補貼措施對環境資源的影響這一內容是合理的，這順應了WTO規則由僅關注貿易自由化向平衡貿易和環境資源二者的關系轉變的發展趨勢。

《SCM協定》第26條規定了就補貼的監督機制：“委員會應在每次例會上審議根據第25條第11款提交的報告。”然而，該規定是粗線條和概括性的，沒有規定違反通知義務的懲罰性措施，給實施漁業補貼的成員不履行通知義務留下了空間。這是WTO缺少成員方漁業補貼信息和數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的漁業補貼規則構建中，有必要對這一部分加以改進。

（四）漁業管理標準

主席草案文本第V條“漁業管理”規定，無論實施允許性補貼還是S&D補貼，在實施前，各成員的漁業管理水平都要達到條款中規定的要求。即所有WTO成員方尋求補貼豁免的首要條件是這些成員必須實施一套特定的漁業管理系統，這些系統應該符合國際公認的漁業管理最佳慣例，這些最佳慣例集中反映在《魚類種群協定》、《負責任的漁業行為規范》、《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及管理措施的協定》、技術準則和行動計劃這五個國際文件中。基于這五個國際文件，對于可以補貼的漁業活動，應該采納國際社會公認的最好的捕魚作業方式，且要進行定期的科學的魚類種群評估，實施能力管理和效果管理措施。

（五）漁業補貼的救濟機制

關于漁業補貼爭端解決機制，主席草案文本規定了兩種程序：一種是針對禁止性補貼爭端的解決程序，一種是由其他條款引起的爭端的解決程序。對于禁止性補貼爭端，根據《SCM協定》規定的程序設立爭端解決機構的專家小組。對于那些基于綠燈條款及特殊和差別待遇等其他漁業補貼條款引起的爭端，根據《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設立DSB專家小組。在這兩種案件中，如果爭端引起了“與漁業相關的科學或技術性問題”，DSB專家小組可以從WTO體制外制度中搜集相關信息，包括法庭之友意見書和爭端當事人自身的意見。

不過，就具體個案，WTO爭端解決機構是否與其他制度的互動合作，如何互動合作，這都將由WTO爭端解決機構自行決定，而且WTO與體制外制度的協調與互動需要先易后難，避免制度協調互動中存在的利益明顯失衡的問題。

篇3

【關鍵詞】金槍魚；印度洋；澳大利亞；非法捕魚

引言：金槍魚類主要指鯖亞目中的鯖科、旗魚科、箭魚科等種類，是世界中上層魚類的主要捕撈對象ii。金槍魚類為高度洄游魚類，分布范圍極廣，遍及溫帶到熱帶的沿岸至大洋，幾乎整個世界海洋均有分布，其中以太平洋的產量最高，約占70%左右。iii近年來印度洋的金槍魚產量增長很快，經濟價值極高，是世界漁業市場的暢銷魚種，目前金槍魚漁業產值已占世界水產品貿易額的10%左右iv。印度洋金槍魚漁業始于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產量持續增長，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金槍魚產區。在2000年，其年產量已穩定在百萬噸以上，再加上金槍魚漁業中劍魚、旗魚等其它兼捕種類，印度洋金槍魚漁業的年總產量已突破140萬噸，漁業規模巨大；而到2003年，這個數字已經突破到了154萬噸，其中鰹魚產量最高，達54萬噸，黃鰭金槍魚產量次之，約為45.8萬噸。

澳大利亞四面環海，東面和東北瀕臨太平洋，北、西、南頻臨印度洋。陸地和海洋領土橫跨熱帶、亞熱帶和溫帶。海岸線總長36 000多公里。岸形曲折、港灣眾多，具有天然優越的海產品養殖和捕撈條件。澳大利亞擁有世界上第三大海洋專屬經濟區和多種漁業資源。但澳大利亞的捕撈數量只位于世界第五十位左右，不過其海產品的經濟價值較高，如龍蝦、蝦、鮑魚和藍鰭金槍魚等品種，其商業捕魚是僅次于牛肉、小麥、牛奶的食品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8%。

一、澳大利亞印度洋地區金槍魚漁業現狀

就其在印度洋的位置來說，澳大利亞位于東印度洋。其在整個環印洋地區擁有最大的海洋專屬經濟區（EEZ）。

澳大利亞在印度洋地區的漁業利益包括其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內的澳大利亞捕魚區（AFZ）和參與地區漁業資源管理。目前為止，澳大利亞在其所屬的捕魚區之外僅有2艘捕撈船，然而，從澳大利亞開始在印度洋公海區捕魚那天起，印度洋金槍魚委員會就承諾其可以在印度洋捕獲其總體的金槍魚資源的5%。在2007-08年度，龍蝦是澳洲的價值最高的生產種類，價值為4.07億美元，約三分之二的產量來自西澳大利亞。在2007-08年度，西澳大利亞漁業生產總值約為4.48億元，占整個澳大利亞的漁業生產總值的20%。

在赫德島和麥克唐納島捕魚區對巴塔哥尼亞齒魚及銀魚的非法捕撈長久以來一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是，過去三年以來，由于‘大洋洲維京人號’武裝巡邏艇的打擊，這個地區基本上已經沒有了非法捕魚的案例報告。然而，在赫德島及麥克唐納島南部的公海海域，非法捕魚的問題卻一直存在，并且他們使用的刺網長度達到6海里。viii 科科斯群島和圣誕島附近的捕魚區也因澳大利亞沒有發行捕撈許可證而關閉了多年。由于在這些孤立的島嶼上的運營成本問題，以及運輸和銷售市場問題，目前，在這些地方開展捕魚業也是不劃算的。

澳大利亞在南部藍鰭金槍魚業中擁有重大利益。這一重要種屬屬于高度洄游的魚類，它們主要在澳大利亞南部海域被捕撈，但它們在洄游到南澳大利亞西海岸海域及新西蘭海域之前卻集中在印度洋東北部爪哇島南部產卵。也有一部分穿過印度洋游到南大西洋。

二、澳大利亞印度洋地區金槍魚漁業現狀分析

與作為本地區最大的海洋國家之一相比，澳大利亞在印度洋的金槍魚捕獲量確實少得可憐。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二：

（一）對印度洋的長期忽視是造成這種情況的首要原因。

澳大利亞經常忽略自己是一個三面環海洋的國家。作為印度洋地區最大的海洋國家之一，長久以來，與太平洋地區相比，澳大利亞一直忽略了印度洋。它對印度洋的關注幾乎是以15年為周期：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蘇聯出兵侵占阿富汗到20世紀90年代初試圖在建立整個環印度洋地區全面的合作關系中發揮主導作用。現在，隨著印度和非洲地區的加入，澳大利亞又重新重視該地區。當然，澳政府支持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而積極致力于對南亞和非洲地區的人道主義援助也是原因之一。

澳大利亞對整個太平洋有一個統一的政策，包括東南亞地區及南極洲和南大洋地區，而相對地對印度洋在整體上缺乏一個統一的政策。澳政府一直以來只專注于太平洋和東南亞地區，與印度洋地區國家的雙邊關系卻很少有進展。不管是在整個印度洋地區還是亞地區，澳大利亞都很少參加多邊的磋商會議，當然這樣的多邊的會議安排在本地區確實也是很少且無力的。整個印度洋地區也缺乏如亞太經合組織，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太平洋島國論壇及其相關機構（如太平洋島國論壇漁業局）這樣的論壇組織。

對印度洋長期的忽視最終導致在澳大利亞國內，與南方藍鰭金槍魚漁業，太平洋金槍魚漁業及南大洋漁業相比，印度洋金槍魚漁業一直不被重視。澳大利亞國內的捕魚公司對在印度洋的捕撈興趣也不高。

（二）缺乏有效的管理組織，印度洋公海地區非法捕魚現象嚴重。

相對而言，印度洋的漁業管理沒有其他地區嚴格有效。澳政府通過印度洋金槍魚委員會支持在印度洋的漁業管理的力度也不大。

印度洋金槍魚委員會（IOTC）作為該地區唯一的漁業管理組織，但其一直以來都不能有效管理本地區的漁業資源。

2.1 地區國家之間的多樣性導致很難找到一個平臺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及利益糾紛。

印度洋地區沿岸各國有很大的多樣性，內部也存在復雜的矛盾和糾紛，所以各個國家很難找到一個平臺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及利益糾紛。最終導致一些國家對漁業管理的熱情不夠。

2.2 缺乏先進的管理措施，非法捕魚現象嚴重。

相對于國際養護大西洋金槍魚委員會（ICCAT），印度洋金槍魚委員會由于成立時間短等原因，通過的管理措施不多。尤其在應對印度洋公海地區的非法捕魚（IUU fishing）問題還存在很多不足。

非法捕魚（IUU fishing）是一個嚴重的世界性問題，當然也包括印度洋地區。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漁業資源的不斷減少導致出現在印度洋的歐洲和亞洲捕撈船只越來越多，而這些船只很多都涉及非法捕撈，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本地區缺少一個有效的漁業管理措施。在IOTC一個最近的業績評估中也指出了委員會內部存在嚴重的分歧與不足。x它也指出，該委員會的漁業管理原則是過時的，缺乏預防的原則和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方法，并且在向委員會提交的數據和魚資源評估的質量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而這些數據對打擊非法捕魚活動至關重要。總之，缺乏對捕撈活動有效地監控是該地區面臨的主要挑戰，許多地區國家沒有完全意識到其專屬經濟區內的生物資源對促進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巨大潛力。

三、澳大利亞印度洋漁業發展對策分析

印度洋作為世界上最后一個漁業資源未被充分開發的大洋，一直以來是各利益國博弈的對象。澳大利亞作為本地區最大的海洋國家之一，在這個地區擁有很大漁業利益，但長久以來，其捕撈量一直處于中下水平。

（一）、制定統一的印度洋政策，加強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協調。

盡管澳大利亞擁有先進的漁業管理體系，但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太平洋。政府要像對待太平洋一樣對待印度洋，必須制定統一的印度洋政策，應根據相應的國際公約、協定和決議的規定，制定一套與印度洋遠洋漁業發展相適應的制度和法規。協調聯邦政府與西澳州政府之間的關系，加強西澳州的漁業基礎建設，制定有效的漁業管理政策。增加開往印度洋公海地區捕撈船只的數量。此外給前往印度洋捕撈的企業以優惠政策，鼓勵他們去印度洋捕魚。

（二）、與有關利益國積極配合，嚴厲打擊非法捕魚。

嚴厲打擊非法捕撈（IUU）。要加強專屬經濟區（EEZ）的巡邏力度，嚴厲打擊專屬捕魚區內的非法捕撈活動。加強與地區國家之間的雙邊關系，特別是與印尼的關系。澳大利亞與印尼的關系一直被視為其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它與印尼擁有在世界上最長的海上共同邊界，并且所有這些邊界都處在印度洋。在海洋領域，這兩個國家有許多共同的利益，包括共同維護海上秩序，打擊海盜、人口走私及非法捕魚等。此外，還要加強與印度洋金槍魚委員會（IOTC）的合作，特別是要推動提高IOTC的管理效率，和其他國家一起積極合作，共同打擊非法捕魚。

（三）、合理規劃布局，積極發展金槍魚圍網作業。

篇4

關鍵詞：地理信息系統；淡水養殖；適宜性評價

中圖分類號： S965.9 文獻標識碼：A DOI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2.06.016

天津市地處華北平原東北部，環渤海地區的中心地帶，北依燕山，東臨渤海，與北京市和河北省相接壤，區位優勢明顯。天津市平原遼闊，河流縱橫，坑、塘、洼淀星羅棋布，素有“九河下梢”之稱，是海河五大支流南運河、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的匯合處和入海口。流經本市的一級河道就有19條，二級河道79條，還有6條人工河道，大型水庫3座、中型水庫12座、小型水庫60座、水系干流閘壩13座。

由于獨特的地理條件，天津市水產養殖業發展由來已久。尤其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和近年來的調整整頓，水產養殖業已成為天津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農業經濟增長點。然而，隨著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天津市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新時期，水產養殖業如何發展，還有多少發展空間，急需進行科學的規劃研究。

本研究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1-4]這一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突破傳統的水產養殖用地評估依靠經驗和人為主觀方式進行，缺少科學定量分析的模式，著重對天津市淡水養殖自然資源、社會經濟資源進行適宜性評價，并將其結果劃分出等級，幫助水產管理部門制定科學的水產養殖發展規劃，目的在于充分發揮天津市水產養殖資源的生產潛力，更合理地配置和利用全市資源，以保持我市水產養殖生產的可持續發展。

1 GIS技術在漁業領域的應用

GIS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是以地理空間數據庫為基礎，在計算機軟硬件的支持下，對空間相關數據進行采集、管理、操作、分析、模擬和顯示，并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適時提供多種空間和動態的地理信息[5-6]。GIS技術的最重要特征是具有集成管理大量多專題的空間與屬性數據的能力，其強大的空間數據處理和分析功能，不僅可以成功地支持整個評價過程、實現指標的空間分布可視化，還可以獲得評價目標的深層次的信息。

目前，GIS技術已廣泛應用于眾多領域，尤其在農業土地、林牧業土地、城市土地等土地資源規劃、評價上的應用研究已日趨成熟。在漁業領域中的應用則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用于內陸水域漁業管理和養殖場的選擇，20世紀80年代末期，GIS逐步運用到海洋漁業中。發展到今天，GIS在漁業中的應用越來越受到科研人員及國際組織的重視。1999 年，第一屆漁業 GIS 國際專題討論會在美國西雅圖舉行，之后每3年舉辦1次，目前已舉辦了4屆。綜合目前國內外 GIS 技術在漁業中的應用，更多的還是在海洋漁業領域，通常涉及以下幾個主要方面：漁海況數據采集與分析，漁業資源與海洋環境關系，水產養殖選址，漁業資源評估與分析，標志放流，海洋生態系統以及漁情預報等[7]。

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將GIS技術引入漁業領域，與國外相比發展較緩慢，但近幾年我國在漁業信息收集和數據庫建立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目前已建立實用性數據庫和信息系統，如漁業科技文獻、科研成果管理、全國漁業區劃、淡水魚類種質資源、使用養殖技術、漁業統計、海洋漁業生物資源、基建項目與財務管理、海洋捕撈許可證與船籍證管理、遠洋信息、管理系統等，為漁業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海洋管理中應用地理信息系統技術主要是將數據資料整理后進行統計，建立相關數據庫，如南海海洋漁業GIS管理系統、渤海生物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環境信息地理信息系統及我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生物資源地理信息系統等項目[8]。在大量的研究中也有開展漁業養殖區域規劃方面的，如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漁業綜合信息研究中心同世界漁業中心（FishCenter）合作開展了河南省漁業養殖區規劃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建立天津市淡水養殖影響因子評價指標體系

2.1 指標篩選

適宜性評價過程需要自然科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各方面的力量，只有全面、綜合地分析研究區域的自然、經濟、社會條件，才能客觀地對土地做出評估，增強區域評價成果的科學性和運用價值。影響水產養殖生產的因子很多，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所有因素都一一進行評估。通常，只選那些與當地水產養殖生產密切相關的因素作為評估因子[9]。各地條件不同，不可能采用統一的影響因子指標。為了獲得科學、系統和符合實際的評價結果，本研究主要遵循以下三方面原則。

（1）主觀性與客觀性相結合原則。水產養殖評價體系構建中，既要注意客觀構成要素的科學測定，也要充分考慮主觀評價的感受，既要利用專家的知識和經驗，如召開專家會，對各指標的重要性做出判斷，又需要定量數據作為評價支撐，充分利用當地現有的資料，盡量選擇可以量化、直接的指標，如年鑒和問卷調查，即我們通過相對客觀的手段獲取指標值。

（2）主導性與差異性相結合原則。在全面分析每一個質量因子的基礎上，既需要選取對研究區水產養殖生產力長期起主導作用的質量因子作為適宜性評估影響大的因素，又需要體現空間分布差異性的因子，對于那些對水產養殖適宜性有重要影響，但在評估區內基本一致的因素應視為背景因素。

（3）可操作性與實用性相結合原則。指標體系不宜求全、求細，否則將會因指標群過于龐大而減弱可操作性，甚至導致無法應用。這就需要盡可能簡化，只保留核心指標，將指標內部之間有因果關系或關聯程度大的指標刪減。盡可能采用現行的國家和天津市統計口徑，便于收集和計算分析，避免或減少調查項目與工作量。

2.2 確定指標權重

指標權重的確定方法通常分為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兩大類，但兩種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主觀賦權法客觀性較差，容易受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客觀賦權法可以減輕主觀因素的影響，但確定的權重缺少穩定性，不能充分體現指標本身的相對重要程度，有時與指標的實際重要程度相悖，解釋性較差[10-12]。同時，學者認為選擇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方法時必須根據評價對象的具體特征來進行，且在農業相關指標評價中，除了定量分析外，還存在有一些定性的判斷[9,13-14]。

因此，本研究考慮到水產養殖評價的特殊性，選用了能夠將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斷相結合、對非定量因素進行量化分析的層次分析法和德爾菲法相結合的方法來確定天津市淡水養殖發展影響因子指標的權重。

結果表明，在影響天津市淡水養殖發展的因素中，自然資源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權重高達63.39%，其次是市場前景，權重為23.19%，最后是發展基礎條件13.42%。在自然資源方面，水資源對淡水養殖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權重超過了97%，其中地表水資源量和淺層地下水可開采量發揮較大的作用，而地表水接近程度的作用較小；在土壤資源方面，由于天津市土壤pH值和坡度較為相近，因此觀測指標只選取了土壤質地類型。在市場前景方面，產品競爭力起主導性作用，權重為67.45%，其次是產品銷售模式，而產品消費能力的作用較小；在產品競爭力方面，注冊商標數量、名特優水產品產量占總產量的比例和有無出口水產品都發揮著較為重要的作用，在產品銷售模式中，銷售方式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在發展基礎條件方面，從業人員水平和養殖技術水平共同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權重為49.23%和42.73%；其中養殖總體投入產出比、漁業專業從業人員管理水面情況、鄉鎮漁民人均純收入的作用較為突出。

3 天津市淡水養殖適宜性分析評價

3.1 建立淡水養殖適宜性分析模型

本研究利用IDRISI作為適宜性分析軟件，這一軟件集地理信息系統和圖像處理功能于一身，為眾多相關應用研究領域提供了強有力的研究與開發工具[15]。水產養殖適宜性分析就是將影響水產養殖的各種因素數據柵格化，在IDRISI中利用各分析工具，依據專家賦予的權重，建立層次分析模型，最終得到客觀計算結果的過程。整個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指標數據準備過程，通過地理信息系統軟件將表格、矢量等多種格式的指標數據轉換為統一標準的柵格數據；二是在IDRISI軟件中，利用各種分析功能對柵格數據進行疊加運算和分類。

3.2 淡水養殖區域適宜性評價結果

天津市淡水養殖適宜性評價結果表明，全市淡水養殖可以規劃區域為7.258 2萬hm2。非常適宜養殖的區域僅為391 hm2，占可規劃面積的0.55%，分布在寶坻區；比較適宜區域為29 945 hm2，占可規劃面積的41.25%，分布在寧河縣、武清區、濱海新區、寶坻區和薊縣；一般適宜區域最大，為41 969 hm2，占可規劃面積的57.82%，所有區縣均有分布，以濱海新區、武清區、西青區的面積較大；不適宜區域最少，為277 hm2，僅占0.38%，分布在東麗區、北辰區和西青區3個近郊區。經綜合分析，更加適合淡水養殖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濱海新區、寧河縣、武清區和寶坻區。比較而言，本研究得出的可規劃養殖區域高出2010年天津市實際養殖面積的近1倍，這一結果有利于未來的天津市淡水養殖規劃布局。研究結果中條件較好的規劃區域與天津市淡水養殖現狀較為吻合，說明本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

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相信GIS技術的數據處理和空間分析功能將更加強大。在水產養殖適宜性分析、實時監測、管理和預警等方面，GIS的研究與應用將顯示其不可比擬的優勢和巨大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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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生態補償；海洋生態；研究進展

中圖分類號：P7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12-0024-04

1引言

生態補償是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的，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運用政府和市場手段，調節生態保護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關系的公共制度[1]。作為一種能有效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的手段，它的發展對生態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近30年開展的生態補償工作來看，我國僅在自然保護區、重要生態功能區、礦產資源開發及流域水環境保護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并反饋到一定的效果[2]，對海洋生態補償的投入還遠遠不夠。作為一個海洋大國，我國擁有長達1.8萬km的海岸線和300萬km2的海域，海洋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產品，同時也提供了巨大的海洋生態服務價值。然而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如近海污染加重、漁業資源衰退和海洋環境災害頻繁等，都在不斷地削弱海洋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近些年，國家大力整治海洋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重視海洋生態環境的保護與修復，催生了各種形式的海洋生態補償。

通過海洋生態補償，一方面可以為海洋生態環境的污染與破壞提供及時有效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則通過合理的長遠規劃來保護與利用海洋資源，增加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實現海洋的可持續發展。而在海洋生態補償過程中，需要合理地選取補償方式，從而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最大化。

2海洋生態補償方法

現階段海洋生態補償從補償方式上可劃分為3大類，包括經濟補償、資源補償和生境補償[3]。這3類補償方式在實施主體、實施過程、實施效率和實施效果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異，所以在實際補償過程中，往往需要針對不同形式的海洋活動和不同類型的生態破壞，采取不同的生態補償方式。

2.1經濟補償

“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是海洋生態補償中最常見也是最容易的一種補償方式。廣義上的海洋經濟補償既包括收取的生態補償金，也包括政府出資、企業投資、公眾募捐以及其他途徑獲得的經濟補償，狹義上的海洋經濟補償只是針對破壞或利用海洋資源環境的主體收取生態補償金。一般來說，當地政府通過制定相關的規章條例，針對海洋工程建設、經濟活動開發等項目進行稅收，針對違法污染等行為進行罰款，然后運用這些資金進行海洋生態防護以及生態修復工作。

2.2資源補償

所謂海洋資源補償，是對海洋生態環境中缺失的生物資源以及其他資源，以人為的方式進行數量補充，使其恢復到最初的狀態。資源補償包括增殖放流和養殖兩大類，但通常情況下資源補償主要是采取增殖放流的形式。

工程填海占海、過度捕撈以及大面積的海洋污染，都可能造成海洋生物資源的衰退，物種（尤其是經濟物種）數量急劇下降，海洋生態平衡受到影響，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為了能夠快速解決這種海洋生態問題，增殖放流無疑是最佳的方式。增殖放流形式多運用于近海海域的海洋漁業捕撈或者養殖區域，且增殖放流的物種多為經濟魚類，增殖放流前期投入資金相對較低，放流后社會、經濟以及環境效益良好。它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將缺失的海洋生物數量恢復到一定的程度，使得區域物種多樣性得到提升，使原來弱化的海洋生態資源得到充分的補充，而這種恢復程度也與資源補償強度成正對應關系。除了提高了當地海洋環境質量，增殖放流也能為日后區域海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潛力與資本。

2.3生境補償

2.3.1建設人工魚礁

人工魚礁是指人為設置的一個或多個自然或人造構造物，并有目的地沉置于海底，形成一個為魚類等提供繁殖、生長、庇護和索餌的場所，從而改變海洋生物資源與環境[4]。作為一種生境營造的補償方式，建設人工魚礁有很強的優勢。人工魚礁投放后，礁區海域受到流場影響，礁體局部形成上升流，使得海水中營養鹽濃度升高，上層浮游植物大量生長，為海域浮游動物提供了豐富的餌料，并促進了游泳動物的生產繁殖；魚礁投放著床后，伴隨海域底質環境變化，底棲生物生活環境產生變化，其種類 、生物量 、棲息密度 、多樣性 、均勻度均有所增加[，6]；魚礁投放后，不僅對海域生態環境存在修復作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也明顯提高。

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用于構建人工魚礁的材料超過249種[7]，這些材料中既包括一些貝殼巖石樹木等天然材料，也包括一些報廢船體、混凝土、鋼筋、玻璃等廢棄材料和建筑材料，采用不同的材料建設人工魚礁會有不同的效果，且采取不同的投放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流場效應[8]，所以在投放之前必須在礁區選址、配置方案和魚礁效應等方面進行充分的科學研究論證。

2.3.2建設海洋牧場

海洋牧場這一名詞的出現最早是在1971年，當時日本在海洋開發審議會上首先提出了“海洋牧場的構想[9]，指出了海洋牧場是未來漁業的基本技術體系，是海洋生物資源可持續生產食物的系統。國內一些學者認為海洋牧場主要通過放流、底播、移植等方式將人工培育馴化的生物苗種放流入海或者人工魚礁海域，利用天然餌料或微量投餌育成，并進行高水平的生物管理和環境控制，擴大海洋生物資源量[10]。海洋牧場建設一般包括生境營造、育苗培育、監測能力建設、管理能力建設以及配套技術建設幾個方面[11]。往往以大型海藻場營建、人工魚礁的投放和漁業苗種的增殖放流為手段，增加區域海洋漁業資源，改善牧場海域的生態環境，保護珍稀瀕危物種，保護近岸產卵場和索餌場，養護近海生物資源，增加了魚、蝦、貝、藻等生物資源數量，具有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2.3.3建立海洋保護區

海洋保護區這個概念最初并不是從生態補償角度出發考慮的，它以國家政府為行使主體，劃定特定的海域，禁止或者控制捕撈建設等人類活動，使保護區內生物多樣性得到迅速恢復和提升。由此可以看出，海洋保護區不單純是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它也屬于生態補償的范疇。其生態補償運行機制是在保護海域范圍內的各類生態要素間進行的，通過完整地保留各生態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規律，把各構成要素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以達到海洋保護區生態補償順利實施的目的[12]。

2.4補償方式比較

針對不同補償方式的補償主體、適用海域、特點、前期投入、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具體見表1。

表1海洋生態補償方法的比較

比較項目海洋生態補償方法經濟補償資源補償生境補償海洋牧場（人工魚礁）海洋保護區

補償主體政府、污染者、受益者、社會公眾污染者、施工單位、企業企業個體、受益者國家、政府

適用海域任何海域施工建設海域魚類繁殖區、適宜生長區特征物種生存區

特點適用廣泛直接補償通過人為的生境營造建立適宜海洋生物生存環境，放流物種，并運用先進監測管理技術通過劃定海域有，強制減少或者禁止人類活動

前期投入無生物資源的選取與準備材料選取與準備、方案選取各種規劃文件

經濟效益無直接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明顯，但受到投放效果影響具有較大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受到影響，經濟利益降低甚至消失

環境效益環境效益較弱，具有一定延遲性和間接性區域生物資源恢復明顯，生態環境改善較弱區域生物資源、生態環境改善明顯具有長遠的環境效益

由表1可以看出經濟補償適用性最廣，操作起來最簡單，但是不產生經濟效益，政府將通過多種渠道獲取的資金進行二次環境投資和環境保護，使得環境效益往往具有一定的間接性和延遲性；資源補償一般針對那些經濟魚類物種，雖有一定的環境效益但不長遠，補償效果不穩定且容易受到補償海域其他物種以及所處生境等外界因素干擾，甚至會產生由于物種選擇不妥而造成外來物種入侵現象，而補償實施后在效果評估方面也往往具有一定難度；生境補償最具多樣性，可以根據不同實際情況采取不同方法，雖然在過程實施方面會相對復雜，但卻具有長遠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也是目前最具前景的海洋生態補償方式。

3國內外海洋生態補償研究進展

3.1國外研究進展

目前，國際上比較通用的經濟補償主要通過政府補貼、財政援助、開征生態稅和借助國內外基金等方式進行，而經濟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則越來越多地采用生態稅收、綠色環保稅收等多種特定稅收來維護環境，平衡生態[13]。

資源補償方面，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前蘇聯和日本的技術已十分成熟。美國放流魚類歷史已有100多年，20世紀80年代僅對鮭魚的增殖投資就達7.1億美元，0年代還開展“巨藻場改進計劃以恢復和發展原有藻場，多次探索后并最終形成了人工培育胚孢子體密集撒播的方法；前蘇聯共有10多個養殖工廠和馴化站，90多處鱘、鮭魚的人工孵化場，僅在1976～1980年期間培育各種放流苗種70億尾以上[14]；日本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對海洋的依賴性很高，早在1962年便設立了國家為主體的栽培中心，并建設了專門的增殖機構，幾十年的發展使得增殖漁業在日本成為了一種產業，對日本海洋經濟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甚至在一些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等，通過增殖放流方式來提高經濟品種的捕撈產量也十分常見[1]。

生境補償方面，近年來各國為保護及改善海洋生態環境，恢復海洋生物資源，紛紛發展人工魚礁項目，其中日本及歐美等國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及財力，在利用人工魚礁改善和恢復海洋生態環境等研究和應用方面積累了大量經驗，獲得了明顯的經濟和生態效應[16]；韓國早在1971年便將62種不同的人工魚礁運用于周邊海域[17]，如今韓國在人工魚礁方面的研究已近十分成熟，針對不同結構形狀的人工魚礁構件的周圍水流速率變化都有很細的研究[18]；而一些歐洲國家為了緩解當地漁民與一些外來休閑漁業者的沖突與矛盾，開設海洋牧場休閑漁業，一方面對經濟魚類進行了補償，另一方面又帶動了其他經濟的發展[19]；而澳大利亞也在20世紀80年代開展了海洋生態補償與保護工作，如1979年建立了大堡礁海洋公園，1982年建立了第一個聯邦海洋保護區[20]。

現今，世界各國對海洋藍色經濟的開發不斷轉變，海洋環境保護意識逐漸增強，逐步從傳統的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轉變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存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海洋生態補償工作中，受到不同地區經濟、環境本底差異的影響，國際上一直未能給出一個明確的標準體系，而傳統生態補償同新補償方法交叉實施后，如何權衡所獲經濟和環境效益比例，如何確立混合型補償標準將又是一個難點。隨著海洋生態補償工作的深化與豐富，海洋保護區網絡構建、混合型海洋生態補償，都將給管理體系以及評估系統帶來新的挑戰。

3.2國內研究進展

目前，國內海洋生態補償還處在研究試點階段，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是我國生態補償工作存在的最大的問題。整體上對生態補償機制等基礎理論的探討和研究較多，對補償標準、補償方法、補償關系等探討較少，導致海洋生態補償在實踐過程中存在不連續與不規范的現象。近些年，隨著對海洋污染生態問題的關注，國家海洋局先后組織多家單位開展海洋生態損害補償賠償制度和相關標準的研究，取得了“海洋生態損害補償辦法、“海洋生態損害評估技術導則、“海洋生態資源評估技術導則等階段性成果；沿海各地海洋主管部門也積極開展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建設的工作，如天津、山東、浙江、福建、海南等省在各自出臺的地方性法規中都明確規定，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應當遵循“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等原則，強調各方面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責任和義務；近幾年國內對于所有的涉海工程或者項目，在開展海洋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都會進行海洋生態補償金計算，海洋生態補償已經成為項目建設必不可少的環節；2013年4月11日，國家海洋局公布《國家海洋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指出，要從恢復海洋生態功能、提高海洋生態承載力角度出發，將研究建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選擇典型海域開展海洋生態補償試點。可見今后我國的海洋生態補償將迎來巨大的機遇。

實踐方面，國內海洋生態補償工作最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展過相關的工作，先后在渤海、黃海流域實施中國對蝦的生產性增殖放流，但一直沒有開展起來；近年針對我國近海海域漁業及相關生物資源短缺的現狀，國家相關部委及部分沿海省份對海洋生物資源的養護采取了一些補償措施，山東、浙江等沿海省份聯合企業開展了一些近海生物資源的增殖放流；山東省決定每年省財政提供支持資金建設人工魚礁項目；山東、福建、廣東等省在圍填海、跨海橋梁、海底排污管道等項目建設中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山東省將征收的海洋工程生態補償費用于海洋與漁業生態環境的修復、保護、整治和管理，并把建設海洋牧場、修復海洋生態環境作為藍色半島經濟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將山東半島沿海建成能形成一定規模的、多種類型的“魚礁，為海洋生物營造棲息、繁衍的場所；福建、廣東省采取由項目開發主體實施紅樹林種植、珊瑚礁異地遷植等式，對工程建設造成的生態破壞進行補償；廣東大亞灣開發區安排資金扶持失海社區發展，對失海漁民進行創業扶持和生活補貼。

4開展海洋生態補償的方向及建議

完善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加強海洋生態補償建設，對保護我國海洋生態環境、促進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具有重要意義。收取生態補償金，加大增殖放流力度，增加人工魚礁建設投入，積極推展海洋牧場建設，改善海洋生態系統，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已成為沿海各省份海洋經濟發展的新熱點。

4.1加速我國海洋生態補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

面對海洋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現狀，現有立法遠遠不夠，只有在合理的法律援助下，海洋生態補償工作才能走得更遠。所以，進一步有針對性地完善海洋生態補償相關法律法規，對我國海洋生態健康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4.2采取先進手段促進我國海洋生態補償體系發展

不斷完善海洋生態補償相關配套標準和辦法，積極探索高效先進的補償途徑和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金的融資模式和系統；逐步開展建設項目海洋生態補償的后評價，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效果評估系統，針對海洋生態補償后的經濟效益與環境生態效益進行系統評估與分析，及時反饋生態補償信息，提高海洋生態補償效率。促使我國海洋生態補償工作不斷向科學化和規范化發展。

4.3加強我國海洋生態補償工作的監督管理

在嚴格執行海洋生態補償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合理完整的生態補償體制、采取恰當補償方法的基礎上，海洋生態補償的發展仍需要加強監督和管理。如何建立合理的監管模式與體系，提高監管效率，是我們今后應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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